人物简介：
李阳春，男，1944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1984年8月到大连工学院任教。主要承担硕士生和博士生公共英语教学，长期从事教学法的研究工作。1992年晋升为教授，并担任外语系主任职务。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
“逼”出来的MBA
在将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两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一是担任国家首批MBA教育中方英语培训教师；二是担任系主任期间，为我校申报“211工程”所做过的努力与付出。
1984年，我担任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MBA班培训教师，这是我刚到大工接下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在培训中心执教将近两年时间。这一批学生的能力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现在他们都成为“大家”了。他们是中国第一批MBA学生，《中国青年报》曾为他们做过一期专题报道，当时他们已经成为行业精英、业界大鳄，个个都很出色。
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是中美合作办学的典范，整个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亲自主管。当时，美国商务部部长舒尔茨和国务院有关领导都曾到过培训中心视察。那时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和美国联手培养中国的MBA，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一时间吸引了无数人关注。
当时有一个英语教学组，一共有8位教员，美方4位，中方4位。Sam老师是美方负责人，我是中方负责人。英语教学有两个目的：一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以便将来适应工作的需要。而眼下最迫切的需要是要听懂美国专业老师的授课。二是当时的MBA学生要到美国学习数月，要参加托福考试才能出国。当时要求的分数是550分，这个分数说明当时国内英语水平普遍较低。
中美双方8位教师教一期4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企业家，具有真才实学，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MBA班。他们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下大气力学习英语。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学习压力有多大，要听懂专业课英语必须过关，五六千普通词汇需要掌握，再加上大量的、陌生的专业词汇，十多门专业课程，阅读速度要相当快。所以说，中国第一批MBA学生绝对货真价实。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当时我负责英语写作、语法，我非常敬业，外教对我也很满意。我语法比较好，他们将我称作“语法机器”。学生们最大困难是张不开嘴，写不了东西。所以我采取了一些特殊办法进行教学。我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去滨海路散步，在相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用英语进行交流，不准说汉语，谁说了汉语就挨罚。
“逼”着说英语，最后所有学生都通过了托福考试。所以，这是一批“逼”出来的MBA。今天，他们都成为大人物，但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师，时常来看望我。这份师生情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背”出来的“211”
1992年至1995年我担任外语系主任期间，正值我校申报“211工程”。为确保外语教育水平达标，即连续三年全校公共外语，主要是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不低于80%，外语系教职工克服种种困难，连续三年达标，最高达标率为87%，为我校顺利进入“211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申报“211工程”，就公共英语教学来说还存在很多困难。第一，理科生学英语的氛围不强，早晨朗读英语的大多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而理科生很少。他们张不开口，活动也不多。不像外语系每天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他们敢讲，也愿意讲，口语与听力水平都很高。我校理科生脑子快，素质高，英语的笔头成绩还不错，但口语水平太差。第二，外语系的经费很少，我们每年要办十几个班搞创收，给教员发津贴。一位教师通常要带三个班，前两个班是满足工作量需要，第三个班就要发补贴。每个学时按7块钱标准补贴，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每年需要十几万元，只能办班搞创收。第三，有一年有7位教师同时坐月子，临产期就不能教学，那时候产假为期7个月，相当于两个学期的缺席。不少教师产假甚至延长至一年时间，这给当时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我校外语系创建人是董宗杰，他是著名的俄语教授，出版过很多著作，多次到前苏联访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孔庆炎是第二任系主任，我是第三任。我于1992年8月走马上任，我校于1993年至1995年申请“211工程”。由此可见，我上任之后便面临着巨大考验。面对重重困难，我没有气馁后退，而是勇于承担、迎难而上。
当时公共英语教学由两个教研室轮流承担，由我来主抓公共英语教学，所有的复习资料都是我一手搜集、审阅、复印，我也亲自讲课。领导和教员都深入教学一线，那种齐心协力搞好教学迎接统考的劲头至今想起来仍感动不已。各种考核评比及晋升职称，都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我亲自为青年教师搞业务培训。
我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背诵，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不仅要将人家的东西剁碎了细细地吸收，还要能吐出来。我要求学生一定要大量背东西，不要拒绝背诵。在课堂上，我随便指着一个学生说“你背一下”，随时喊停叫下一个背。大多数学生都能顺利地背下来。背诵之后，下一节课就背写，15分钟内必须写完。然后我再出一个别的题目，让学生仿造所背诵的内容进行编写。有效的学习方法，常抓不懈的学习热情，使得我校学生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快。
当时还要搞统一模拟考试，从模拟一到模拟十，题量很大，难度不小。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我经常在校广播里喊话，为学生鼓劲加油。天道酬勤！我校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连续三年达标，为我校顺利进入“211工程”奠定了良好基础。所以，在我退休多年后还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外国语学院的进步与发展，初建外语系时除了英语专业，只试办了日语、俄语两个大专班。而如今又增设了日语、俄语专业，刚刚成立的翻译系发展得也很快。如今我校又强势进入“985工程”。面对今日的辉煌，新一代的大工人不该忘记老一辈的大工人。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
后记：
采访李阳春教授，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我心里多少有些忐忑。能否与德高望重、饱经岁月风霜的老教授在一个高度上对话与交流，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我开始做采访前的准备功课，在学校的BBS上看到学长们对李教授的评价，说其以严厉而著称。这似乎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
不过，我还是拨通了李教授家的电话。李教授说话口吻亲切和蔼，打消了我的紧张与顾虑。我们约定了采访时间，不见不散。这是我加入学校记者团首个采访任务，既充满了期待，又难免紧张不安。为了采访顺利，我提前一天去“踩点”找老教授家，以免采访当天因找不到老教授家而耽误时间。
当我走进老教授的家，看到老教授早为我准备好的一杯香茶，我的心一下子落地了。老教授看上去就像一位可亲的爷爷，他那么慈祥，周身散发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之气。老教授是需要仰视的，我很难与他保持同等层面的对话与交流。但老教授并没有俯视我，他满面微笑、足够耐心地看着我记录，就像看一个学生写作业。他不时地纠正我，不时地安慰我不要着急。那份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之情那么自然地流露出来……
走近老教授，对我来说既是一次采访能力的历练，又是一次思想情操的提升。我先后去过老教授家三次，两次是采访，一次是送审。如此频繁，我并没有吃“闭门羹”。老教授喜欢安静的晚年生活，并不希望被人过度打扰，但对我每次造访都要准备一杯香茶，准备一份自己手写的材料，这些细节令我十分感动。
在采访中，我主要是想了解大工两个历史性事件：一是中国首批MBA，二是申报“211工程”。在老教授的讲述中，这两大事件不再是书上冷冷的铅字，老教授讲述了很多生动的细节。若非亲历，这些陈年往事怎会鲜活地留存在记忆深处。
挖掘成就背后的细节故事，是我这篇采访稿的主要特点。感谢老教授接受我的采访，帮助我完成采访任务。当我心中装满老教授的故事走在校园里，我感慨万千，当年在这里曾有前辈们的奋斗足迹，他们的奋斗故事不在书本里，就在我们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今天我们在享用他们的奋斗成果，我们要有感恩之情，要懂得珍惜，更要有超越前辈的进取之心。
采访老教授，就仿佛听了一堂生动的课。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严”与“背”。“严”是态度，“背”是方法。“如果背不惯名家名篇，就先背我李老头的。这不是简单的抄，而是把人家的东西剁碎了吸收，还能吐出来，不说全部，至少能吐出来一点东西，也是收获。”老教授的经验之谈，令我这个英语专业的学生获益匪浅。“严”与“背”，老教授给了学生们这两样，令学生们学有所成，终生受用。恰如学长所言，老教授的严厉简直令人生畏，而我在采访中发现老教授的严厉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实干”。那一代人的实干精神真的令我辈汗颜、反省。难怪有博士生如此评价老教授：“我很荣幸能上李老师的课。他那严厉的教学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博士生。不仅在知识学养、逻辑思维上，而且在治学态度、做人品格方面，李老师都是我们的榜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