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正在北京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我校校长欧进萍院士接受了新华社、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大连广播电视台、大连晚报、新商报、半岛晨报14家媒体采访。欧进萍校长结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大学人才培养、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为大学应对各种评审“减负”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把大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就业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欧进萍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这是下决心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的有力标志。
欧进萍认为，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出站等高层次人才就业不能简单地市场化，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重视、来解决好。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出站等高层次人才就业不能笼统地谈“就业”、更不能混同于普通的就业，要区分不同层次的人才，创造和拓展不同层次的就业空间、岗位和资助政策。我国每年招生、毕业700余万各级各类普通高校人才，4年加起来就是一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总人口数量，这是一支了不起的生力军和科技力量！我们每年招生、毕业博士6.23万人，其中工程类博士约2.4万人，从小学到毕业，培养一名博士大约要22年，他们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从培养的过程以及培养的结果来看，他们是稀缺的资源，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用好。我们每年招生、毕业硕士35.66万人，其中工程类硕士约13万人，而且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硕士学制2～3年、培养年限较长，是相对独立的学历学位教育，他们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我们的教育投入、教育花费很不容易。我国用占4%GDP的教育投入，兴办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其中的投入，有学生受教育的追求、有家长和社会的支持，因此他们学成之后，就业、发挥作用既是自己的期待、是家庭的期待、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国际经济竞争重点在高技术创新产业的竞争，核心在人才竞争。人才竞争不仅在跨越国界的竞争，对现实开放的中国，其实已经在中国境内竞争。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也因为中国高层次人才资源和相关优惠政策，跨国公司从技术创新并支撑其企业发展出发，纷纷在中国开办研发机构，短短十年在中国开办的研发机构多达1200余家，大的研发机构多达3000～5000人，多数为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和部分硕士，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讶、也令人深思。我国高端人才的就业和使用不能简单地市场化，不然我国最优秀人才流向外资企业或其在华研发机构的竞争压力将愈加严重。
中国是大国，我们需要发展自主的产业和其他事业，不可能自己不做，都交给别人来做，这种人才竞争对于开放的中国是必然的、是现实的、是近距离的，甚至是残酷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创造自主发展的模式、不用好人才，就没有出路。
欧进萍强调，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压力、压力很大，但并不是负担，其压力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独大、自主设计和研发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不高等都直接导致了我国高校毕业生为本土产业效力机会不足、岗位质量不高的就业压力。如果措施得力、能够切实使之发挥作用，这种压力将转变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巨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为此，我国在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中，要发挥人才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建议国家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进一步创新机制和制度，营造适宜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学校也将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和研究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能发挥才能的岗位就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我国迫切需要并且能够快速建立起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大连理工大学2009年组建了技术研究开发院,以校企合作、企业化运行的模式帮助企业组建技术创新实体,产学研模式由传统的向企业转移技术转为向企业转移创新队伍、转移研发中心,帮助企业建立自己的创新平台。在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方面,大连理工大学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我国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哪些重要性？欧进萍说，众所周知，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都具有极端重要性。没有技术创新，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不可能有自主的产业，尤其高技术产业；没有技术创新，新兴的企业、尤其高技术企业不可能诞生，现有的企业不可能有核心技术、不可能有竞争力、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迟早会“死路一条”！企业没有自己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国家没有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也差不多是一句空话。
我国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又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我国大规模地加大科研投入，其中大部分经费是技术创新的科研经费，包括“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以及重大科技专项等，其实在这些计划资助下我国是取得了或能够取得技术创新的成果的，问题在于企业基本没有技术创新的队伍掌握、接替或滚动更新，从而没有很好地落到企业并促进企业产品不断升级和更新换代。这就是说，技术创新不能“一蹴而就”。其次，技术创新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业以单项技术难题委托高校研究开发解决不了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今天解决了这项技术难题，明天又会被那项技术难题卡住，而且工程或产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即便解决了单个技术、提升了单项性能，也不能提升工程的整体性能或使产品更新换代。第三，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核心是要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即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中心，重要的是汇聚技术创新的队伍，因此，没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实体就没有大规模、高质量的高端人才就业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为什么说企业没有自己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技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也差不多是一句空话？欧进萍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技术是有利益的！这种利益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技术需要专利保护。
我国大规模地加大科研投入，其中大部分经费是技术创新的科研经费，问题是我国从事这些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队伍大多数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及部分企业研发人员因项目临时组建起来的，企业参与人员一是没有占队伍的主体、二是没有系统掌握项目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包括依托企业的多数研究项目），而高等院校等科研人员突破技术原理、示范性地用于工程实际或做出产品样机、项目完成了自然解散，因为接下来不应该再是大学做的事了、大学要转向下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技术创新及其示范应用，这是由大学本身的职责和技术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企业没有技术创新实体，也就没有足够的队伍参与项目的研发以及接下来把突破的技术做精做细、使示范的工程或产品规模化和升级换代。正因为如此，事实上，我们不少科研项目取得了技术创新并示范性地用上了，接下来这项技术又断掉了、甚至死掉了。
我国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欧进萍强调，我国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关键在人才，已经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也是人才。
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各级各类的人才，主体是工程人才。我国以近4％的GDP投入，兴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工程教育，我们要培养好人才，但我们更应该用好人才。要下大力气创新体制机制、用好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自主的实体经济和支柱产业。 我国需要拓展不同工程技术岗位以适应不同层次的人才就业和真正人尽其才发挥作用，比方说，工程类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毕业分别各自适合于研究开发、工程与产品设计、现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岗位，要让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才清晰地看到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和空间，当然也包括他们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去创业创造各自的就业岗位和空间。
我国大学在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和发挥什么作用？欧进萍说，正因为技术是有利益的、保密和排他的，大学和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技术、甚至其相关技术为多个企业服务的研发机构，企业必须建立自己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
大学在建设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首要的角色和作用是培养和输送大批的人才、尤其是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让这些人才不断补充到这个体系中并发挥主体作用；其次是面向更前沿的科学技术、不断突破和创新，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源头的技术；第三要继续完善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改变大学等科研机构目前主要是围绕企业需要的单项技术开展研发或提供单一科技服务的合作模式，积极协助和帮助企业组建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提供大学博士后站和实验基地等共享平台，合作谋划技术创新的内容、带领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帮助吸引企业化的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和逐步建立企业自己的技术创新平台。
政府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大学和企业合作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企业要在建设资金投入、技术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化编制投入，同时要不断完善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和平台，真正建立起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实体。
欧进萍最后强调，中国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与中国企业联盟，在各级政府重点支持下、遵循技术创新规律、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共建产业技术研发机构，中国的技术创新一定能够蓬勃发展并有力支撑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自主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一定能够大规模拓展高层次人才就业的空间，中国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合理分工和跨越发展。
（三）减少学术评审活动，让大学和教授安静、淡定下来
欧进萍作为一校之长，对目前大学和教授争资源争项目过多的评审等活动“套住”深有感触，指出政府和相关部门组织的这些计划、项目及其评审让大学忙于“活动”，教师疲于应付，专家忙于评审，大家都感觉很忙、很累，难以静下心来做研究、培养人才、甚至承担教学的基本职责也受到冲击。
他说，现在我们各种评审太多，项目要评审，人才要评审，成果要评审，基地要评审等等。不是说完全不要评审，而是尽可能做到能不评审的就不评审，让其自然地成长，或者是规范地划拨资源或赋予权力让其自主地来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欧进萍举例说，有些技术创新的项目不必国家立项甚至地方立项，让企业自己投入自主来做。比方说，规定一些类型的企业的产值的1～2％必须投入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并可抵扣一定比例的税，不然就全部作为税收走；这样企业也会积极地投入，也会积极地汇聚创新队伍和建设实验平台，逐步地也就建立起了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中心。不然，项目立项、启动、进展、结题都要评审，找一批专家来评审，真是热热闹闹，结果好像“监护人”检查孩子的作业似的；人才和成果有些也不要过多地设立这样那样的头衔或名誉评审来确定，要营造宽松的环境让其自然地成长和同行认同，不要造成好像我们的人才和成果都是评出来的。
欧进萍说，要评审就要认真准备、就要想方设法让不太是同行的或不太了解自己的来了解自己或了解自己的成果，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运作的过程、甚至是“污染”学术环境的过程。这就造成既有客观的判断、也难免有人情参杂的因素，而且出现评审不对称。你找到了、认识了就对你有更多地了解和关照，结果有些评审评出来的就不是那么客观了、也不令人那么愉快和轻松了；而且好像评上去了就是人才，评不上去就不是人才，事实上把人才成长的空间弄窄了、甚至弄变形或变味了。这样的评审一层叠一层，到了更高的评价、更多的外行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看得了多少奖、多少证书等等。
欧进萍认为，有些东西是有发展过程的，是需要经过历史检验的，到了一定程度就能评价一个人学术上的贡献了。所以，学术环境、学术成长应少一些这样那样的干预。
他认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为推动发展和建设的资源配置、项目立项和计划实施，其实相当一些可以简化、可以改革、可以设计更合理的体制机制来推动和实施，不一定非要通过专项、计划、申请、评审、审批来推动和实施。政府和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套用统一的模式管理，这样申请那样申请，这样评审那样评审，这样下去，人与人的关系弄复杂了、变味了，不是那种纯洁友好、轻松愉快的交往和关系了；被评审者要找人、求人、低头，把人的尊严、骨气、甚至脊梁都弄没了；评审专家以自己的话语权决定参评者的上下，人们对专家的尊重不完全是对其学问和品格的尊重，而是对其评审权、话语权和操作资源权的“尊重”了。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下大力气创新体制机制、下放权力、改革管理模式，让大学安静下来、宁静下来、淡定下来，让教授真正静下心来潜心做学问、精心培养人才。欧进萍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