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才蕙，女，1933年5月生，汉族，浙江省温岭人，中共党员。1955年7月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1982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研究员，坚持工作教学双肩挑，曾任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共青团化工系总支书记、院团委委员、化机系党总支副书记、化工原理教研室助教、大连工学院团委副书记、化工机械教研室讲师、副教授。1984年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94年退休。2001年开始担任大连市老教授合唱团团长。
从1955年毕业留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学生们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教研室给学生们授课。校风建设对学校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在大工成长起来的，大工的校风熏陶了我，培养了我，我一直都把继承和发扬我校的优良校风作为己任。校风是一笔无形资产，这是我在大工学习、工作的深刻体会。
新中国成立前，在初中上学时，我对共产党一点认识都没有，进入高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我才接触了一些搞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对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和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我入了团，对革命活动很积极、很向往。在这种心态下，1951年高考时，我报考了由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大连工学院。虽然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大连离鸭绿江也很近，但我没有犹豫，我愿意上老解放区，愿意到艰苦的地方（东北当时在江南孩子眼里就是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由于大连及东北地区缺乏生源，我校及东北地区其他高校也都是到外地招生。所以，那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的都是外地来东北上大学的年轻人。1951年8月我们华东考区的新生在上海集合后登上开往东北的专列，同行的还有很多到东北工学院、哈工大报到的南方学生。那时候从上海到山海关的铁路线都是单轨，火车一路上要互相错车，走走停停，我们这列火车居然行驶了五天五夜才到沈阳，住一宿，次日才到大连。
在火车站 ，我们受到大哥大姐们（高年级学生）的热情接待，随他们来到一二九街南院。当时我最大的惊喜就是看见了挂在南院大门口的那块牌子：中国共产党大连工学院委员会。啊！我终于看见了党组织！（因为当时华东地区的党组织尚未公开）
大连工学院是由党亲手创办的正规大学。它的任务就是为新中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才。校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不仅是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而且还是才学过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我校还有一批中层干部，他们中很多都是国统区名牌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大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活跃，富有创意。如丁仰炎同志（党委宣传部长）的形势报告、雷天岳同志的青年修养讲座，都是深受师生欢迎的。
建校初期，我校师资十分缺乏，学校派专人去香港通过地下党组织到北京﹑上海等国统区和留学归国人员中招聘人才，请来了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彭少逸等数十名知名专家﹑学者，他们多半是追求革命，立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屈伯川院长把他们尊为上宾，充分信任，委以重任，使他们非常感动，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积极性。例如，物理系在王大珩教授领导下，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制作仪器，在当年就为全年级580多名学生开设了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王大珩始终铭记屈伯川院长的知遇之恩，在1991年5月重返大工时，仍无限深情地对他当时的学生说：“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十分舒心、精神振奋的一段美好日子。”
在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是来自南方和京津一带，其中不少人认为到大连到老解放区，进党办的大学就是投奔革命﹑参加革命来了。也有一部分人来自延安，他们多数是党员，由于没有进过正规的中学，学习基础差，但他们十分顽强，思想觉悟高，学习目的明确，个个刻苦学习，吃苦耐劳，关心集体，热爱同志。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给要求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带来了珍贵的延安精神，这种精神培养了独特的班风，使同学们在这个集体的熏陶下健康成长，而且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全系﹑全校。当时在大工，“老大哥起带头作用”是喊得很响的，低年级的弟妹们都非常心服、羡慕。
总之大工建校伊始，革命气息就十分浓郁，我们一入学就感受到了火热的革命激情。这个火种是由延安人撒下的。大工的优良校风，也是由领导倡导，身体力行，由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的。
1953年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与我的谈话。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大学时参加学生运动，一天接到组织通知立即转移，就到了浙南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批准了他继续求学的申请，1949年考入我校，是第一批学员。后来他留校工作，是我们系的团总书记。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愿意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终生。如果入了党，有党的教育和关心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问我：你为入党做了哪些思想准备？见我有些不解，他严肃地说起自己的经历：他是在地下入党的，当时他的介绍人告诉他，你今天入了党，明天如果被捕了，你就不会回来了。而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可能关几天就放你回来了。入党，你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这番谈话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于是，我主动找来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卓雅和苏拉的故事》等革命小说，对比英雄们的事迹，进一步坚定了参加党的决心。入党介绍人还对我说，一个党员和组织的关系，不是一个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党员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入党以后不能完全依赖党，你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战斗能力，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入党前的这些教育，对我一生都是有用。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视，在学生中开系统的“青年修养”讲座，宣传部定期做形势报告；组织部经常给党员讲党课。这些对于当时没有建立起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思想启蒙。怎样对待当时的政治形势，怎样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这些党课报告的记录，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范大因同志（时任教务长，1956年任副院长）在大学时参加过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1938年到延安，曾经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过。他在我们学生心目中非常有威望，非常关心我们这群年轻学生的思想成长。他讲党课的时候总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个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中的体会。我们五十年代的党员都记得他的一句名言：“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满天飞。”意思是说在革命队伍里，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批评。假设你是一只“家鸡”，即使打了你，你也在家周围团团转，不会离开这个家。如果你是一只“野鸡”，一打就满天飞，就跑了。在革命队伍里不会一帆风顺的，也可能会受到挫折，受到委屈甚至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是不会对党三心二意的，你肯定是围着党转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的团结，有时候需要委曲求全的精神。范教务长的这句名言深入人心，对我们这一代党员的影响非常巨大，帮助我们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校的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范大因同志也挨批斗了，造反派认为他的“家鸡野鸡论是驯服工具论”。有的党员干部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受到了严重处分。处于厄运中的党员干部，坚守的正是范教务长的名言，即使受到了委屈，受到了挫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心还是跟党在一起，相信会有拨乱反正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记得“文革”后有一天，范大因同志见到了我们，他说：“对不起你们啊！家鸡野鸡论害了你们。”我们几个人当时一致表态：我们都愿意做“家鸡”。
党的教育对我们干部队伍是很有影响的，使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在“文革”期间丧失方向，乱说乱咬，互相伤害。所以“文革”结束后，我们学校的各项工作很快得以恢复，而很多学校还在解决“文革”中的互相伤害。我认为，这就是我校校风的精神力量所在。由于校风好，我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比较踏实肯干，不仅工作能力强，思想觉悟也很高。这与我校的校风建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为党工作，为国家工作，一切要听从党的安排，成为我们的自觉。我经常用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一席话来激励自己和学生们：“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现在的学生可能觉得党的教育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我觉得只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过好组织生活，党的教育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发自内心地热爱党拥护党。那时候每个月会有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在组织生活会上，党员同志要非常坦诚地进行交流，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互相谈心，那种氛围是终生难忘的。
后记：
跟年长的智者交流，聆听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是我采访张教授的最深体会。
长期指导学生思想工作的张教授随和而亲切，一见面，她就拉着我的手问我想要了解些什么。虽然已是白发苍苍，但她旺盛的精力和昂扬的生活态度还是一下感染了我。采访过程中，张教授向我讲述了自己如何与党结下不解之缘的点滴。革命年代的党员们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我难以体会张教授当时入党的心情，但仅仅是聆听，我眼前就仿佛显现出当时的学生群体为国为民族渴望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与抱负，我慢慢理解了党员肩上应有的责任。
退休后，张教授担任了大连市老教授合唱团团长。第二次见到张教授是在大学生服务楼华为厅，张教授正在参加合唱训练。我怯怯地走进华为厅，看到的是教授们在琴声下低声吟唱的场景，不忍打扰，一直到他们休息的间隙，我才走近把稿子拿给张教授。张教授逐字逐句地校起稿子，将不当用词一一纠正，那严谨踏实的精神让我惭愧不已。
有人说过，与智者交流的坏处在于，你会觉得自己之前的生命都白活了,而好处在于,你今后不必像之前那样白活。识得张教授，让我对这句话更加深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