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何广讷，男，1926年2月生，汉族，广东省中山市人，民盟盟员，1951年7月清华大学市政工程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来大连工学院工作，1985年晋升为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协会会员，中国震动工程学会土动力学分会荣誉委员，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工程勘察及岩土工程分会顾问，中国科技咨询专家，西部探矿工程编委会副主任，《岩土工程》编委会名誉委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向苏联学习学科先进理念 工程地质土力学教研室初建
1951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全国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我先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后来转分到大连工学院土木系工程地质土力学教研室任教。当时的大工刚刚创立，全校教工和学生人数都很少。
我们教研室只有三位老师。章守恭教授任教研室主任，彭福南老师负责讲授工程地质课程，而我作为助教协助教学。实验员王薇丽是从我校幼儿园临时抽调来的，通过培训她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术，但后来不幸意外去世。接替王薇丽的是李连贵，他过去是一名工人。师资条件非常有限。用“一无所有”形容毫不夸张。1951年至1952年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在教学之余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为期两个月的俄文培训班。我当时负责实验室的筹建工作，需要参考苏联土工方面的各种设备仪器并画出图纸，然后去沈阳设备仪器厂定做或在我校设备仪器工厂制作。
虽然辛苦，但是大家干劲儿十足。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振奋了大家的精神，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充满了热情。实验室就在这种氛围中建立起来。拥有了实验室，我校和外校的毕业生们，如王中正、孙广忠、朱玮、郑人龙等老师，先后成为教研室的新鲜血液。教学和研究条件虽然渐渐好转，但大家仍然需要克服并不乐观的现实条件，并且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坚持向苏学习。
记得当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苏联的学术书籍作为教材。如章守恭教授翻译的《钢筋混凝土》是国内这方面翻译的第一本苏联工程类书籍。翻译《土力学》教材时，我们也有幸也参与了一些校对工作。章守恭教授工作效率高，设计、翻译理解新理论都很快，被称为“快手章”。我们的工作是对章守恭教授的译稿进行校对，这却并不容易，因为句子很难懂，还要看原著，当时实行苏联的六小时一贯制，上午6小时联排，上完六个小时的课才吃饭，中间只吃一点小点心。
由于章教授在从事教学工作前曾做过工程设计的工作，是个特别实际且实践能力极强的人。他的设计，从不循规蹈矩，极富创新精神。他设计的桥梁新颖不守旧，这次是简支（梁），下次就设计个连续梁或拱形。通过这次的翻译，章教授也把其中先进的理念，很快地融入自己的设计中，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曾经有一位苏联专家质疑他在一个铁路桥梁项目中桥板设计的厚度，，章教授用精妙的理论说服了所有人；还有一次，大连市一个桥梁建筑项目，他在负责设计的同时，还解决建设中的资金问题，桥梁建成后，市领导向学校表示特别赞赏。除了设计之外，章教授还参与对建筑设计方案的审核工作，大连市工人俱乐部的设计方案就是经他认可后才投入建设的。
在教研室建立之初，除了翻译苏联学术书籍外，集中抓教学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当时，章教授主要授课，而作为助教，我也跟着学。而引进苏联学术书籍，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每次课前，我们都会反复讨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
我也有机会试讲。虽然，当时师资缺乏，但是培养的要求很严，我们要认真写好讲稿，在教研室里进行授课式的试讲，大家提意见，还要看你是否超时。然后，还要进行第二、第三次试讲。我们花很多时间备课，虽然一天只有两节课，但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备课和讨论问题。此外，教研室还会定期举行会议和政治学习，对老师进行全面培养。
经过老师们的努力，到1956年，我们教研室已经初具规模，可以与当时学科排名靠前的同济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利学院的土力学教研室并驾齐驱。
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土木系快速发展
除了学科建设之外，我们也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一面学习，一面贯彻党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政策。
其中，我校凌水河校区的建设项目，就由我们土木系建筑专业参与完成，而当时负责建筑专业的教授是建筑教研室的主任汪坦，他后来调去清华大学工作。
我校非常重视对教工进行劳动教育。我系基础支部的党支部书记高俊升老师，就曾带领我们部分老师去江苏扬州附近的江都芒道船闸、水闸、桥梁工地参加劳动。劳动期间，我们被完全交给当地的单位，不能参与解决任何技术问题，而是完完全全作为一名工人，一点一滴从实践中学起。当时高老师是钢筋工，而我是起重工，主要从事吊装设备、重物以及打桩等劳动，从这些最基础的干起。但这些实践经验，也无疑对我们今后的教学有所启发。
半年后，我们离开扬州，去了上海张华浜的港口码头继续参加劳动。而因工作需要，学校把我和高老师还有陈壁宏、尚全夫两位老师抽调出来，组成教学质量调查小组，对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情况进行调查。主要通过走访用人单位和找学生座谈两种方式进行。就这样，我们四人开始到上海、北京、湖南等地进行调研。当时，我们土木系的学生在全国，虽然没有清华北大那样拔尖，但毕业生的水平，都很不错，踏实肯干。调查结果反映，我们的毕业生普遍实干肯干，得到用人单位的极大肯定。
解放之初，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处在摸索前进的状态，也包括政治运动，这种环境下高校的教育也势必会随之受到影响。当时国家开展了很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等运动。当时，我是清华毕业生，由于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崇美心理严重，所以我要重点改造崇美亲美的思想。“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无论年老年少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当时，还有一个运动叫“拔白旗”，是针对不关心政治的人发起的。看书多了，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人就会说你不关心政治。这时候我刚好去了哈尔滨的中国科学院土木工程研究所，跟一个荷兰专家学习。直到1959年，我才回来。
庆幸的是，我校在“反右运动”之后的一段平静时期发展比较快。我回来的时候，大连工学院已成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学校之一。我们教研室的综合水平也已有很大提高。我们有资格参加一些重要学术会议，进行一些重要的科研实验，也有能力参与编写全国高校通用教材。
边学边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取得不俗科研成绩
1979年，“文革”以后，全国纷纷开始反思。面对耽误的教学和工作，我们系的老师也决定重新迎头赶上。编写教材是一项主要工作，遇到不懂的，就一边学习一边编写。经过努力，我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的土力学教研室老师，合编了《土力学与岩石力学》；又和天津大学土力学教研室、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的同志一同编著了《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这个过程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提升。
1980年以后，我开始参加科研工作。这之前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负责水利工程专业的土力学课程的教学。但章守恭教授不太认可基础理论就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听课来充实自己。当时，林安西教授针对学校老师开设数学课程，我有机会就会去听。那时，学校科研水平较高的教研室，有专门人员负责科研工作。而我们教研室人员有限，就需要我们个人把科研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学术上大量新兴的知识极为缺乏。很多论文我们看不懂。所以，一方面我们抓紧自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自发积极补充相关知识，特别是数学，来弥补差距，迎头赶上。学校也很重视科研，投入很多新设备，给各教研室大力支持。因此，在80年代，我校的科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由邱大洪教授主要负责的重力式的采油平台钢筋混凝土项目，我也参与了一些基础工作，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经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经过我的不断努力，1984年，我率先申请到有关土动力学的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并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另一个课题申请，虽然由于当时报送有些晚没能报奖，但其实所研究内容也已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1年我离休了，但仍继续从事有关土动力学和地震液化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将有关土工若干新理论，整理编写了《土工若干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当时出书还需要自己交钱，正巧20世纪80年代刚好有水利电力部设的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我所写的书的内容获批并成为我校第一本获得出版基金的书。这本书的完成，我当时所带的研究生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此外，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还发现了一些可以应用到岩土力学里的旁系理论，如将模糊数学引入，以研究土木工程地基的不确值问题;把曾世界风行一时用于分析经济危机的突变理论，运用到土工中。这些观点比较新，所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在这些科研项目中，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曹亚玲，土工抗震方向博士生，由林皋教授和我共同培养。他毕业后留校发展得很好，后来跟着我研究能量法。因为这个研究，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后来邀请他去工作。这个项目在我的方法上加以提高并被加拿大地工协会授予了杰出优秀奖。李万明，我校硕士生，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黄文熙教授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从事房地产开发。无论他们最后的发展方向怎样，都是我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老教授对学科研究的热情不随时间削减
我现在已经87岁了，虽然不参加学校返聘，但仍应该发挥余热。我现在还时常参加大连市里召开的一些专家认证会。如前两天刚讨论的关于普湾新区施工中遇到的问题。普湾新区是通过填海造陆而来的，需要我协助验证在这里修路、建高层的可行性。我以前从事理论研究比较多，现在则趋近于实用方面。
目前，我手上还有一些编写专业书的工作。十年前，我编写的有关工程实践的专业书——《振冲碎石桩复合地基》，脱销了。十年的时间，相关的理论又有很多发展和需要修订的地方，业内同行与出版社希望我能再出第二版。主体的内容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进行校对。预计今年六月会出版。除了专业方面，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科教兴国的人才教育》，收录于《“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中央党校《理论前沿》。作为老人，能尽一点力，才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后记：
何教授把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了建设工程学部二楼的图书室，已经耄耋之年的他，仍然会来这里借书，尽管步履缓慢。何教授告诉我，因为上次市里开会，有一个管廊穿河而过的工程项目，市里希望确认过水冲刷对管廊的影响以及渗透变形等问题。这个问题他没有研究过，又很想解决它，便来借书查阅。
眼前的何教授是个精神矍铄的老者，很难看出是个曾经多次被病魔考验过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得过阑尾炎，在当时医疗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是很严重的疾病；报考西南联大时，又患上黄胆；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因为照顾生病的哥哥染上肺结核；到大连后，并没完全恢复，还有气胸。期间还得过肝炎、动脉硬化，都挺过来了；2004年，何教授被诊断为肾癌，但住院的时候，他还在看书，不忘思考解决在建设工程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似乎并不把这当回事。这种对于学科的探索和毕生追求的热情，深深打动着我。
采访的最后，何教授对我说：“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让每个人生活得好并不容易。什么是幸福？一个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抱负，并经过脚踏实地的奋斗而获得成功，就是最幸福的。”这也正是大工老一辈学者身上最宝贵、最真实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