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方培，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物理系，1950年7月调到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任教，1950年至1952年曾任物理系学生辅导员，1992年退休。长期从事基础物理、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因教学成绩显著，多次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至1992年曾任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科研方向为广义相对论和引力规范场理论，曾对有挠引力做过深入研究，对引力场的能量动量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命运多舛的物理系培养了四位院士
我校在1949年成立之初就开设了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由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的王大珩先生担任。那时他刚刚从英国学成归国，就被聘请到我校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只有综合型的物理系，没有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应用物理系。王大珩先生在应用光学领域研究颇深，因此他大胆地提出在我校开设应用物理系。
那时候正在筹办的应用物理系，还要为全校所有工科学生开设普通物理课。物理课教学需要做实验，但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国内根本买不到实验仪器。面临这一难题，王大珩先生没有退却，他果断地提出：“我们自己造仪器！”
大连是个工业城市，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制造仪器的材料也不难买到。那时我校也有工厂，工厂里有些老师傅技术很强。王大珩先生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带领教师们开始设计和试制实验仪器，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王大珩先生的这一创举在国内引起了不小反响。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校将自主研发的仪器带到北京展览，受到其他兄弟学校的广泛好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中国栉风沐雨，全国上下都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考验，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在起起伏伏之中艰难发展。物理系的发展，就是我国教育事业在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缩影。
作为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不但在科研上独树一帜，成就非凡，而且在教学上也有所建树，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他在我校工作仅三年就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我国的激光技术就是由他领导发展起来的。他在上海和长春都开办了光机研究所，在长春他还创办了一个光学机电学院。
物理系成立第一年并没有招新生，学校从各个系抽调二年级学生来物理系学习。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仅三年，在物理系仅读了两年，在1952年由于国家需要就提前毕业了。其中有人就分配到长春光机研究所即王大珩先生领导的单位。在1952年，物理系三年级和二年级都只有20多个学生，后来，这两个年级每班走出了两位院士，他们分别是第一届学生王之江、姚骏恩，第二届学生陈佳洱、宋家树。这两届其他学生也都有很大成就，他们或在科学院工作，或在高校担任重要职务。物理系第二、三届学生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吉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各行各业积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当时强调不光政治上要坚决倒向苏联，在教育科研方面也要学习苏联。苏联工科学校受工业部和教育部的双重领导，学校教学计划要跟工业部的生产计划相结合。但科学的发展是综合性的，很多工业上的应用需要物理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在没有一定的可行性研究之前，谁也无法预知前景。如半导体材料的广泛应用与飞速发展，现在的手机、录音机都应用了半导体，但在半导体被发现之前，人们根本无法预料它对未来技术的影响。如今看来，那时过分强调向苏学习确实是走了一条弯路。由于向苏联学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将我校物理系撤销了，只留下20多个教员讲授工科学生基础物理等课程。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我校物理系才重新成立。
那时候，全国上下冒进的思想比较严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亩产稻米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这种浮夸作风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教育领域也未能幸免。在科学领域，原子能与半导体的研究比较“吃香”。那时候中国正在试制原子弹，有些老科学家的基础知识比较雄厚，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原子弹造出来了，人造卫星也造出来了。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我校物理系不仅要开办原子能专业、半导体专业，还要对工科开课、应对工厂的技术咨询（工厂遇到技术难题往往来找我们解决）。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一个专业办好都很难，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无法达标。同时其他各个系也都在搞跃进，纷纷开办新专业，扩大招生名额，所以物理系所承担的基础物理课量也随之增加，20多个教师捉襟见肘，工作起来实在困难，所以教学质量就乏善可陈。
“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1960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六字方针，一些过火、浮夸的项目立即下马。受此冲击，我校物理系又停办了。1963年以后停止招生。
1966年6月，声势异常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被迫全面停止招生。
二战期间，希特勒和丘吉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君子”协定：德国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即便如希特勒这样的人也明白，无论战争胜负属谁，最终要重建欧洲都离不开这些大学培养的人才。后来欧洲能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和这些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光是欧洲，战后日本、韩国的崛起，其根本都在于对教育的重视。反观中国教育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经组织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办学，还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费孝通、季羡林、冯至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大学竟然完全停招三年，一个国家的大学竟然在和平时期完全停摆三年，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可见，“文革”对中国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1977年，我校恢复正式招生，物理系又重新上马。“七七届”是1978年2月左右开学的。这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时隔11年。那时高校放宽了招生年龄限制，考生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不仅有高中毕业生，还有只读到高中一年级，二年级后自学的学生，也有念过大学一两年，借此机会重读大学的。所以那一届考生特别多，水平也较高。他们毕业时，正赶上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其中的优秀分子就考上了我校研究生，也有一部分学生出国留学。如今我国学术界颇有建树的一批专家学者大多是“七七级”左右的学生。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让这批有志青年逐渐成长为国家、社会的中流砥柱。
“文革”之后，我校物理系能够第三次上马重建，实属不易。这次重建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很快，物理系步入正轨，揭开了崭新的发展篇章。
那些充满干劲儿的老革命特别尊重知识分子
我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于1949年4月15日正式成立，当时名为大连大学，1950年7月分成了三个部分，即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和大连俄文专科学校。大连工学院就是现今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
我于1950年7月来到学校工作。入校不久我便发现，学校的领导大多是共产党员，而且都是老革命。屈伯川老院长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任职，范大因教务长曾在山东解放区做过领导工作，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老革命。这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比较鲜见。那时候南方刚刚解放，南方高等院校的领导都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非共产党员），他们对共产党和新社会不是十分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尊重学校的老知识分子，有些高校的领导由我党指派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担任，而有些学校还是保持原有的领导班子。新解放区大学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我党通过思想先进、在地下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们来做那些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
像我校这样一所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大学，比较于其他高校可谓是“面貌一新”。我校的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还是很拥护的，在思想上愿意进步，大家都乐意在党的领导下做工作。当时学校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南方招聘来的，年龄大概在三四十岁左右，算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年龄相对较大的五六十岁的专家教师只占少数，可以说是拥有一支比较年轻的教师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一砖一瓦建设学校，这其中的意义等同于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因此大家干劲十足，激情澎湃，这段难忘的岁月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建校之初，我校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除了对新来的教师召开欢迎会（每年都会招聘一批新人），学校领导还会分别接见。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刚入校的情景。1949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南京做了一年的中学教师，1950年7月通过招聘来到我校。参加学校为新教师所举行的集体欢迎会不久，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屈伯川院长与范大因教务长还分别亲自接见了我。他们两位可是当时学校最重要的领导，而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我当时是一名共青团员，学校共青团团委书记丁仰炎也接见了我（丁仰炎后来担任我校党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我们这一代的年轻教师都是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才能够肩负起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竭尽全力，奋斗终生。
后记：
从电话约见、现场采访到最后成稿，因为陈教授的积极配合，采访工作完成得极其顺利。陈教授还主动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图片资料。
检索陈教授的一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教授一路走来，对待自身与环境的重大转变时那份乐观天性与坚持精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陈教授求学的经历异常艰辛。局势动荡，即便是在象牙塔里也难享一片安宁。因为战争，陈教授在大学期间被迫中途离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耽搁学业，而是转战他乡继续求学。
在“文革”期间，陈教授也是一如既往地潜心学术，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他一直坚信“知识的黎明”会再次到来。
陈教授以轻松和怀念的心情讲述往事，但是其中的艰辛与困苦是可想而知的。陈教授的乐观豁达深深地打动了我。
如今，陈教授已经退休30余年了，身体还很硬朗，现在他还正在写一本专著：《物理学上的时间、空间与物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
无惧外物，一心学术。陈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履行自己的人生追求，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我好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