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天明，1939年出生，辽宁大连人。1963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数理力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组合数学研究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组合与图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学研究与评论》杂志执行编委，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
“调干生”与“工农兵大学生”
1950年，我校成立了应用数学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第一个应用数学系。其目的是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校应用数学系被取消，部分教师并入东北师范大学。应用数学系只剩下教高等数学的数学教研室。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我校成立了数理力学系，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和力学三个专业。当时数理力学系主任是钱令希教授。数理力学系刚成立时还开设了半导体等尖端科技专业，后来只剩下数学、物理和力学专业，也就是现在的数学科学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和工程力学系。
应用数学系恢复重建之后，在全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招生，共招生30人，学制为5年。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过高考招录来的；另一部分是“调干生”。 所谓调干生，是指来自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的同志，经组织调派到中专或高校学习的“干部学生”。“调干生”分保送带薪和本人申请、组织批准不带薪两种。“调干生”必须是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干部，其文化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从1953年起，中央要求大多数高校都要承担培养“调干生”的任务。我们班大约有七八个这样的学生，由于“调干生”大多数没上过高中，进校后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几乎不可能，有很多“调干生”无法完成学业，教师们付出了极大心血，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参与中学教学工作，个别分配到哈尔滨计量局等机关，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那时候应用数学系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科学家，但当时无论是高校还是地方学校，师资力量都严重缺乏，所以，毕业生大多从事教师职业。“文革”后，他们到各高校任职或到中学做领导工作。
我校应用数学系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在院系调整之前一的些优秀教师都被调走了。为了加强师资力量，学校从大二抽调一批数学成绩比较好、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数学师资班。师资班的学生边教学边学习，他们主要给工科学生讲微积分。师资班虽然只办了一届，但是培养了不少人才，像施光燕、唐焕文等后来都成为数学教学领域的名师。
在“文革”期间，我们开始给“工农兵学员”上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被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之后如何招生？当时实施“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制度。报名者必须是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门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部队。毛主席认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机会。
那时候还流传着“一把大锉攻破微积分”的说法，我们也试图通过直观的方法给学生们讲解微积分。当时我每周给“工农兵学员”上五天课，学员们虽然能力参差不齐，但学习积极性很高。有人抱怨说“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比较差，但是我对我所教的那一批“工农兵学员”留存着良好的印象。
徐利治与《数学研究与评论》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多人参加的开幕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方毅副总理作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会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了表彰。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之下，应用数学系的教师们都很激动，一些年轻教师摩拳擦掌想搞科研工作，他们搞讨论班，经常聚在一起读书、交流与探讨。很多课题项目就是在这种交流与探讨之中诞生，很多教学难题也是在这种交流与探讨之中不攻自破。
1980年，我校聘请来了著名数学家徐利治教授。徐利治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9年、1950年先后在英国亚贝丁大学、剑桥大学学习。1951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教授、教务长。徐利治在组合数学、逼近论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徐氏渐进公式”“徐氏逼近”，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著有《渐近积分和积分逼近》《高维的数值积分》《数学方法论选讲》，合著《函数逼近的理论与方法》。
1981年，我校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所，徐利治担任了首任所长，同时他还兼任华中工学院数学系主任。是年，在大连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两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创办了全国性专业杂志《数学研究与评论》，并成为首任主编。该杂志是季刊，编辑部设立在我校，印刷和发行设在华中工学院。彼时国内数学专业的学术期刊极少，因此《数学研究与评论》的影响力较大。1985年，由于双方距离太远，沟通不便，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我校独立主办这本杂志。1986年，大连工学院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点。徐利治成为大连工学院博士生导师。
《数学研究与评论》发展到今天，已跻身中国数学类核心期刊之一，且在同类核心期刊中位置前列，在国际上也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刊物，曾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中的“数学刊物”列为8种中国主要数学刊物之一，并从创刊起就被国际上最著名的数学类文摘刊物所收录。此外，该刊还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首选500种核心摘录期刊之一、《中国数学文摘》摘录核心期刊之一，同时被清华紫光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台湾华艺等多家数据库作为核心期刊所收录。
应用数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或者说有了徐利治的加盟，我校应用数学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由过去专注教学工作转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徐利治是一位数学名家，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态度对我校应用数学系教师影响很大。徐利治出生于江苏省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东莱乡一个普通木匠家庭。10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帮人做衣维持生活。14岁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小学，考上全部公费的江苏省立洛杜乡村师范学校。他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并博闻广读，自学《查理斯密大代数》，开始钻研数学经典。抗日战争初始，徐利治来不及回故乡，与同学结伴向西南逃亡。1938年考入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师范部。他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发奋读书，尤其热爱数学，做了不少难题，1940年毕业后即以高中同等学力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
考入大学不久，由于经济原因，徐利治不得不暂时休学，到四川重庆中学教书。一年后返回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人才荟萃，徐利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等著名教授门下，受益匪浅。他悉心钻研数学名著，参加数学讨论班，接触到研究工作前沿，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大学期间他就写出4篇专业研究论文在国际数学杂志上发表。1945年毕业时被华罗庚教授举荐，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其助教。
1961年徐利治受聘为美国《数学评论》杂志的特约评论员。此时他已发表了5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但几年之后“文革”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陷于瘫痪，徐利治就躲在家里潜心研究学问。1970年他被送到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在繁忙劳作之余仍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先后在国外杂志发表了数篇有创见性的论文。
在我校工作期间，徐利治兢兢业业，极为勤勉，是年轻教师的典范与偶像。当时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参加由教育部主办的应用数学协作组会议，经常去参加该会议的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有一次，我代表我校应用数学系去参加“中国数学会的年会”（与上述会议不同），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将我校应用数学系的科研成果整理成一篇发言稿，我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发言稿去成都参加会议。我先到达北京，还没有买到去成都的火车票，我却病倒了，会上由我系别的老师发言。我校应用数学在全国颇有名气，渤海湾的污染问题就是由我校教师计算的，计算结果跟飞机在天空探测的结果基本一致；秦皇岛码头要建多大规模，我校应用数学系教师通过模拟方法进行计算得出了结果。后来我们的模拟结果拿到国外去跟国外的模拟基本不差上下。在徐利治的影响之下，应用数学系的施光燕、罗元诠等年轻教师也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骨干教师。可以说，我校应用数学在徐利治的带领之下，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之下，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后记：
采访快结束时，王教授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国家的政策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上学时活动较多，1958年报送上大学，上了一周课就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大办钢铁。当时我被派到金州农村砸石头，将大石头砸成小石头，砸完石头，又开始深翻地。一直在劳动中锻炼自己，返回学校时已经是深冬了。五年的大学时光，劳动的时间累计占一年多。春天抗旱，秋天秋收，一号召学生们拔腿就去，去了就是很顶用的劳动力。
王教授说，那时课程安排和现在差不多，也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但是当时选修课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受频繁劳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之前基本没有好好地学习。1961年学校贯彻“高教60条”，我们开始争分夺秒地学习。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在一馆靠北的教室坚持上课，海滨城市的冬风特别大，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整个教室非常寒冷，但是没有人叫苦或抱怨。
那时候虽然学习条件很艰苦，但是学生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考试制度跟现在差不多，但没有人“打小抄”，学生们都认为“打小抄”是很可耻的，会被人看不起。学生们的道德水平很高。班级结构跟现在基本差不多，没有班主任，只有辅导员，班级干部叫“班三角”，由班长、团支书和学生代表组成。
在那个“放卫星”的年代里，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浮夸的行为。也是在这种气候之下，涌现出一些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物。举两个例子吧，数学有个蒙塔卡罗方法，即概率方法，当时有同学提出用概率方法来解决微分方程，大家都觉得很可笑。但就在同一时期，这个方法被国外提出来了。这说明一些大胆的想法是不能抹杀的。当时还有一个同学畅想将来可以不用去上课，坐在家里就可以学习，现在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王教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