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文化建设和传承的一大损失
——悼念孙懋德老师
刘元芳
端午节小长假结束后第一天上班，我走过文荟小区的侧门，远远看到布告栏贴着一张“讣告”，走近一看竟然是孙懋德老师的照片。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久久不愿离去。就在不久前，我还在小区遇到他和老伴，当时我还与他打了招呼，并告他保重身体。
孙懋德老师从1952年开始创办《大连工学院校刊》，在学校的新闻宣传岗位上坚守了41年。退休后，他继续辛勤耕耘，为学校的新闻宣传工作尽心效力，不懈地宣传大连理工大学的奋斗发展史，宣传屈伯川为代表的老领导的业绩和风范，宣传我校两院院士攻尖克难、攀登高峰、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品质。他为学校的校史工作、文化建设和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墨春秋六十年——一位校报老记者笔下的大连理工大学》收录了孙懋德老师创办校报以来15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章，字里行间跳动着大工一代代创业者的音容笑貌，闪烁着大工一批批学子的特色风采。文集不但是孙老师个人近60年笔耕的成果，也是大工历代领导和师生员工共同奋斗足迹的生动记录。
我到学校比较晚，原先与孙老师并不熟。我第一次知道孙老师的名字是读了1979年2月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他与《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合写的报告文学：“‘伯乐’和‘千里马’之间——著名力学家钱令希和他的助手钟万勰的故事”。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召开，百废待兴，知识分子才“正名”，迫切需要钱先生这样的 “伯乐”和钟老师这样的“千里马”。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钱先生慧眼识才的睿智、爱才惜才的气度、敢当人梯的精神；钟老师超常的天赋、过人的毅力和极度的勤奋深深感动了我。那时，我进大工力学所读研究生才4个月，此前，对导师只是零星的了解，感谢孙老师写出这样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好作品。从此，我便记住了孙懋德这个名字。
我与孙老师的交往并不多，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与孙老师有过一些接触，很受教育。今年5月，我要去参加全国校史研究会学术年会，会议要求各学校提供一份详尽的本单位历年校史研究成果目录清单，我怕自己列不全，就想到了请教孙老师。孙老师自己不用电脑，就让他老伴把他整理的清单给发给我。清单中把成果分为：史志类、新闻·文艺作品·回忆录、传记类、文集和其他五大类，总共53部（篇）。其中，孙老师主编、撰稿的占到了近一半。在学术年会印发的《会员单位历年论著目录一览》中，我校的研究成果的数量赫然位于42个会员单位的前列，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准备学术年会上可能要进行的交流，我还请教孙老师编写校史的经验，他让我看《笔墨春秋六十年》这本文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认真编写使用校史，促进学校改革发展”。在文中，孙老师最重要的体会是：“把实事求是这个党的思想路线作为准则，努力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记叙历史，做到对前人和后人负责”。在今年学校党委召开的关于文化建设的座谈会上，孙老师又一次建言献策，希望校报能办得更加开放，版面更活跃些，可以刊登些师生员工对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建言。
孙懋德老师在我校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他的逝世，使大连理工大学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和历史记录见证者，是我校史志工作、文化建设与传承的重大损失。
孙老师，一路走好！
追思我的孙懋德老师
王启太
去外地数日，七月初方才返连。到连后即有朋友马上告知，孙懋德老师已仙逝。
我惊愕！我悲痛！
怎么如此热爱生活，有着长时间与病魔抗争经验、经历，乐观，有憧憬、有追求的人这么快的就走了呢？迄今，我还鲜明地记着孙老师从广西长寿村归来时给我们讲述长寿村人文地貌时的声容笑貌，那是信心满满呵！
孙老师是我尊敬的兄长，我所尊敬的老师。作为老师，他对我来说是两半合一求其全，一半是牵挂，牵挂我的成长，一半是提醒，提醒我的走向。
孙老师，他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著作等身；他走了，他扎实而厚道的一生，在我们面前活现的是两个大字：敬业。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50年代末。他是校报的主编，我是学生记者。我学习写作新闻就是从这时开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能偏得的在实践中兼学“新闻专业”，偏得的有了位“新闻专业”的孙老师。向孙老师学习是从向老师学习如何做人起步的。孙老师是从在读的本科生中抽调出来的。他毫无怨言，听从组织的调动安排，到党委宣传部筹办校报。从此毕生倾尽全力辛勤耕耘校报这块园地。他的耕耘是下了苦功夫的。他刻苦，他负责；他不畏风险，不怕繁杂与艰难，奋斗、拼搏，终于在校报这块园地上培育出了硕果。他人生中最后一部力作《笔墨春秋六十年》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笔墨春秋六十年》这本文集，是孙老师献给母校建校60周年的礼物。其中精选了他50多年来写下的各类新闻、特写、评论、杂文、随笔等，计161篇。从文集中的篇篇文章，字字句句上，让人清晰地听到了大工前进的脚步声。其间也浇注有孙老师的心血……
文集中，好些人物通讯、特写专访，同反映大工的在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好些报道一起，曾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稿、《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和省市报纸上，向全社会形象宣传了大工，让外界认识、了解了大工。事实证明，校报虽“小”，由于其影响之大，也就“小”变“大”了。一般说来，校报是每月两期，但容量由于办报者的创造性劳动而不断地扩大、扩充、延伸，堪称含金量很高的精品报纸。
孙老师的敬业、勤奋、追求，充分体现在他对校报的耕耘、新闻的采访、文稿的采访撰写上。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真诚，那是源于共产党人的党性，源于向善、向美的追求。一个人毕生从事一种职业，而且是被安排的职业，能把这种职业一直当成追求来做，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乐而为之，奋之，实属不易。难得，难得。需要的是无怨无悔的坚持，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超常的韧性，应该说孙老师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好。这可以从他等身的著作中一一找到答案。我敬佩他，学习他，每一次聚会，我都当成是一次学习。
从做学生记者开始，直到我毕业留校兼做教工记者，孙老师曾多次反复提醒我，多读书，多动脑，多观察，视野开阔些，可随时多写些短小的杂文。我把孙老师的提醒当成功课来做。读书之余，开始尝试写杂文。初始阶段，就以孙老师的杂文为范本，试着去习作。我把习作中一篇得意之作《滴水石穿》当成作业交给了孙老师，不久，《滴水石穿》就发表在校报上，后来又被当时的《旅大日报》转载。
还有一件事。那是80年代的事。孙老师听说我喜欢写些科普方面的文章，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的说，这个喜好很好，最好再写些文艺类科普，写好后把你钟爱的文章拿来，校报上亦可以发表。这种有针对性鼓励的话，成为我后来的坚持、不懈努力的源动力。我写的科学小品《1+1=？》很快就在校报上发表了。从此启动了我创作科学文艺的时间。20多年前，当我拿到了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时，我自然的拿起了电话，向孙老师表达了久印心中的真诚感激。感谢他给了我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追思孙老师，思潮汹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安息吧，我尊敬的孙老师！
永远怀念你！
您 是 我 永 远 的 良 师 益 友
——追忆与孙懋德老师半个世纪的友谊
顾 文 舟
（作者系机械系1967届毕业生、鞍山大工校友会名誉会长）
正是端午节，大工校报首任主编、我校新闻工作奠基人孙懋德老师不幸病逝。在殡仪馆，当我看到静卧鲜花丛中身覆鲜红党旗的孙老师瘦弱的遗体时，我双眼涌出滚滚热泪，心中不禁翻腾起与孙老师交往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我是1962年考入大工机械系的，负责年级宣传工作，后来任系记者组组长、校报和广播台的学生记者。初与孙老师接触，他的睿智和热情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以后他诚恳地向我约稿，交给我采访任务，并认真指点我如何写好新闻报导。我的写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让我获益终生。
因“文革”的动乱，我毕业分配晚了一年；孙老师也走“五七”道路离开了学校。我们分别后几年音讯隔绝。粉碎“四人帮”后，我因出差回到母校；他也返回校园。彼此思念之情使我们在他暂住学生宿舍的一个房间里重逢畅诉别情。后来他分到了住房，一有机会我就到他家中做客。在他那简朴但书香气十足的厅堂里，我们倾心交谈。有一次中午，他拿出冰箱中的一只烧鸡和一瓶红酒与我共进午餐。他长我十多岁，但此时师生完全成了知心朋友。
1986年3月，在校庆前夕，我怀着对母校深厚的感情刻了一方“祝贺校庆”的篆印寄给校报。孙老师加了简短说明刊在校报的头版。1989年，孙老师主编介绍大工优秀学子事迹的文集《桃李芬芳》，里面用了我“园丁辛勤”、“桃李芬芳"的两方篆刻。在给我的样书中还附信对我的”篆刻给小书增色“表示感谢，令我非常感动。
1987年5月，鞍山大工校友会成立。敬爱的屈伯川老院长亲率十余名学校领导前往祝贺。孙老师本来很忙，不是全国各地都能去，但他踊跃去鞍，理由竟是”小顾在鞍山“。当他回来时，我把鞍山校友会成立的报道和《贺屈院长登上千山》的诗稿交给他。他把这些都在校报上发表了，以后还把它编入了大工40年《校史》中。在大工建校60周年前夕，也是屈院长逝世10周年之际，他又约我写出《屈院长来到鞍山校友中间》一文，载入他主编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屈伯川》一书中。
1990年9月，我的儿子也考上大工。我把当年雷天岳教务长给我们入学教育时，意味深长地讲的爱看长跑的讲话，写成《给长跑者》的诗，连同一封感谢大工培育我们父子两代人的信寄给校报。孙老师又把它刊在校报上激励新生。
21世纪初，我退休了。几年后我常住大连，来母校与孙老师见面畅谈的机会多了。从他那儿我聆听到许多对人生、对社会的真知灼见。有一次和他谈起当年听宣传部长丁仰炎作形势报告的热烈情景，在后来他写的怀念丁仰炎的文章中，竟作为师生对丁部长的仰慕事例写了进去。通过其文体现出他真诚正直的心。
2007年春节前夕，王续琨教授召集40多年前在大工共事宣传的师友与孙老师欢聚在大工科技园。以后几年我们轮流作东又聚餐几次，每次都是欢快的畅谈，从青春到古稀我们的友情越来越浓厚。孙老师不仅文章写得好，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我曾为他篆刻两方名章，还把退休后出版的两本个人诗集送他。他很高兴，也把自己的多本著作签上名馈赠予我作纪念。
我知道十几年前孙老师曾患癌做过大手术，术后尽管身体很瘦弱，但他仍勤奋写作，主编了《校史》等多部重要著作。他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年过八旬也不间断。我也去大工游泳馆游泳，常能遇见他。在更衣室里他看见我丰满的身体，用手握住我的胳膊开玩笑地说：“你这一身肥肉给我点儿就好了。”如果能够，我真的愿意给他，以增进他的健康和寿命。可是在2012年春节过后，我就没见到他去游泳。我打过两次电话要上他家看望他。可都被他以感冒了，怕传染我而谢绝了。直至听到他逝世的噩耗，这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痛！
敬爱的孙懋德老师，永别了。但您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
2012年10月
回忆与孙懋德老师一起编《年鉴》的日子
孙莹
2004年学校决定启动《大连理工大学年鉴》的编撰工作，邀请在编写校史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孙懋德老师担任主编，并责成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为孙老师担任秘书，由此我们开始了两年的共同工作。
《大连理工大学年鉴》的编撰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孙老师借鉴选取其他高校的年鉴体例，设计了年鉴的总体框架和编撰大纲，设计了年鉴扉页和内部的彩页照片，主持了书稿的一校二校三校。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我们就在孙老师的家里反复修改，讨论增删。为了选取最能反映当年历史全貌的图片和事例，每一页的版面什么地方放照片配什么说明文字都由孙老师亲自画出大样。经过近一年的奔波，年鉴付梓印刷，孙老师又带着我多次跑印刷厂下版定型。
2004年底，我校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例的校史《大连理工大学年鉴2003》终于问世了，一经发放就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书中涵盖了2003年全年重要的领导讲话、重要文件、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大事记、奖励情况、各院发展情况等等，查阅方便、内容翔实。之后，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孙老师作为主编又编撰了《大连理工大学年鉴2004》。
在不辞劳苦地编写过程中，孙懋德老师克服了许多困难，无论是身体上的不适，还是编写过程中进展协调的困扰，都没有难到他。每当跟着他东奔西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曾经与病魔做过艰苦的斗争，在他身上我能看到的永远只有乐观、豁达和对生活的宽容。
人生只若如初见，2004年那位在校史柜旁如数家珍般为我介绍讲解的老人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