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齐良，男，生于1935年3月，汉族，河北省抚宁县人，中共党员，1954年考入大连工学院机械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1993年晋升教授。曾获校系优秀教学成果奖各一项，校教学改革奖一项。指导青年教师、进修教师8人。
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活
我于1954年考上大连工学院，那时候考上大学被录取，学校不仅会将《录取通知书》寄给考生，还会在《东北日报》上刊登录取新生名单，以供学生和家长查询。《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地区报纸，被称作“战火中诞生的大区党报”。那时候我院只有机械系、化工系和土木系（后来叫水利系），教授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人，有的是从香港请来的，还有一些是留美人士，而学生大概有3000人。那时候学校对学生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考试有三科成绩不及格便会被勒令退学。学校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生们的学习氛围却十分浓厚。每天晚上都会有晚自习，每门课程都有专门教师为学生答疑。当老师答疑的时候，学生们层层包围过来，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人问出来的都是一些颇有深度、值得钻研的问题。
每个班级都会有自己的‘班三角’，也就是班长、团支书和学生代表。班长是由屈伯川院长直接任命的，在入学前就已经挑好合适人选。学生入学时，学校会在院长布告栏里公布各班级班长名单。而团支书和学生代表则是由学生选出来的。团支书主要负责带领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学生代表则是负责打理大家日常生活，并组织各种文体活动。
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开展课外活动。那时候的口号是“一年为五年，五年为五十年”，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如今一年的身体锻炼是为了未来五年的学习生活，而大学五年的坚持锻炼则是为了未来五十年能够更好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大工是培养高级理工人才的摇篮，她培育的学子不仅具有扎实的理工基础、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不断创新的进取能力，还要具有健康的体魂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斗志。中国体育先驱、中华奥运第一人、著名短跑运动家刘长春教授被时任院长屈伯川博士任命为体育教研室副主任。刘长春组建了一支运动队，作为学校“三路大军”（体育、文娱和宣传）的重要一路，运动队集中了一批体魄健壮、运动成绩优秀、学习成绩优良又多为院系班级学生干部的大工骄子，运动队也成了大工的一块亮丽的名片，成为大工人文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氛围的熏陶，我校学生普遍热爱体育运动。那时候没有体育馆，我们就在大操场和二馆后面的场地进行体育锻炼。每个人都有主动锻炼的意识，学生们身体素质都很不错。刘长春教授会经常指导我们进行课外活动。
每至周末，学生会组织学生参加周末舞会、看电影，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辅导员也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学生活动，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亲密融洽。有时候进行军事化训练，半夜里突然紧急集合，学生和老师一起带出去拉练，背着行李从学校徒步走到旅顺，然后再返回来。学习条件虽然很艰苦，却不乏快乐美好的回忆。
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
1959年，我毕业留校做老师，那时候正值全国范围大搞工业化，国家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在我们那一代学生看来，去工厂做工程师才是真正地支援一线，而在学校当老师则被视为留守后方。当然如果国家需要你这么做，你必须要听从指挥。我是长春人，家在长春，毕业后本来打算回长春工作，但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工作，我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服从了学校的安排。1958年，我被学校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两年。
60年代，屈院长效仿部队连队，实行了级队制，每个级队都有自己的指导员和级队主任，他们要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还要进课堂和学生一起听课。那时候教师们的党性观念极强，个人利益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1964年组织找我谈话要我做级队主任，那时候教学实行“主讲负责制”，我当时已经是主讲，做级队主任不仅会影响教学业务，而且无法照顾家庭和孩子。但最终我还是以党的需要为重，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文革”结束后，学校教学工作逐渐走向正规，教学、科研水平逐渐得到提升。而在这时，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上存在很大困难，他们希望我调回长春工作。我已经联系好长春一所学校，对方同意调转我，可是学校却秉承着“骨干不能放”的原则，坚持不放我离开，建议我把父母接到大连安度晚年。为了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最终我选择留下来，并且听从学校的建议将父母接到身边。
那时候，很多老师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但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面前，我们都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那时候教师们平常给家里写信，信封和信纸从来不会用学校发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绝不占公家一点儿便宜。那是一个有信仰的年代，人们自发地信仰党，党的利益与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这种信仰激励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
将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的屈院长
刚入学那几年院长是屈伯川博士，书记是白长和，教务长是范大因。当时学校规模不是很大，结构也很简单。西山五宿舍五层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一至四层是学生宿舍。屈院长是1935年在德留学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一直工作在领导岗位上，按国家规定，在政治上、生活上他都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一辈子艰苦朴素，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的独生子“上山下乡”，在宽甸石砬子青年点劳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回城，当院长的爸爸没有让儿子进学校，鼓励儿子在普通工人的岗位上勤奋贡献，自学成才。当儿子通过自学取得大学学历，屈院长又让他自谋职业。屈院长始终以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每个月的党费都要自己亲自交。
屈院长经历了旧中国的传统教育、西方的新型高等教育、延安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通过认识和实践，形成了他深邃的兴办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这个理念集中表现为：办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为革命建设事业服务的高等人才；办好高等教育关键是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师资水平如何提高必须进行科学研究；重点高校要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的科研课题和重要工程建设任务；重视引进国外的智力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成果。
屈院长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是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屈院长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他带领校领导定期召开班长会，向学生们征求关于教学方面的意见，听取学生们的心声与想法。每到周末，他会亲自到食堂帮厨，每当他出现在食堂时，学生们都去他的窗口排队，因为他给的饭菜量很足。他会询问学生们对学校食堂的看法，平时吃得好不好，饱不饱。
屈院长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高教事业。在政治动荡的岁月中，他也曾受过不公正的批判和责难。但是他依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机械系的发展史
我考上大工时，机械系下设的专业只有三个：机械制造工艺、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铸造工艺与设备。后来随着学校不断发展壮大，专业也随之增加，1956年开设了起重机专业，两年后又开设了金属学与热处理专业。那时候整个机械系只有三位教授，他们是胡国栋、杨长骙和刘培德；副教授有赵为铎和郭可讱、姜际陛、卢锡畴、胡西樵等。
那时候学校很重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学校建有机械工厂供学生们进行教学实习。大一、大二在机械工厂见习实习，到了大三则要到校外工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进行毕业设计和论文之前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毕业实习。
1956年之前，我校基本上还是以教学为主。到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学校开始大搞科研规划，科研工作与日俱增。“大跃进”期间，机械系教师与工厂师父合作，设计了多种类型的机床并到北京参加展览。后来，我们又发展了机电一体化，逐渐跳出了机械本身的框架，使机械与电相结合，应用数控程序加工。
在我校6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机械工厂曾经出现过辉煌。它对学校的建设、教学和科研的发展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农业建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机械工厂在大连工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大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生勤工俭学，工厂生产产品，学校支援工农业建设，为实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作出积极的探索。那时候，全厂工人师傅与下厂的师生一起，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在“大办工厂”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历过这段宝贵的时光，任何时候回忆起这段历史，我都心潮澎湃，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前，机械系只招收少数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硕士和博士生逐渐增多，教师人才队伍逐渐强大起来，教学科研成果很多，如2005年由孙宝元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完成的“压电石英测试理论和方法及其系列化测量仪”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2009年，常务副校长郭东明带领机械系进行的“硬脆材料复杂曲面零件精密制造技术与装备”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后记：
接到采访任务，我就一直暗自揣测：“齐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不会是那种盛气凌人的大学者？”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动下，我去团里找了一些有关于齐教授的资料，并从中得到了齐教授的照片。
从照片上，齐教授有点严肃，我心里真有些紧张。采访工作是在齐教授家里进行的。一行三人，接待我们的是齐教授和他的夫人。和之前的想象相差甚远，齐教授和夫人都是慈眉善目的老人，尤其是他的夫人，一见面就拉着我的胳膊笑得很开心，“好久没有学生来家里坐客了。”从他们的举手投足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位老人真的很欢迎我们的到来。
齐教授并不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坐下后，一直都是他的夫人对我们嘘寒问暖。她告诉我们说，她没有生病之前在我校人文学院做美育教师，和学生们的关系特别好。这番交流瞬间拉近了我和两位老人之间的距离。
采访工作开始了，进入往事回忆之中的齐教授竟然滔滔不绝，他整个人看起来格外精神，目光炯炯有神。我们跟随着他的讲述，与他一起回顾大工的历史。
他的夫人在一旁给我们削水果，有时也插话进来。当她顺着一个话题讲起自己在人文学部教书的事情时，齐教授不太高兴地打断她：“孩子们时间紧，让他们早点采访完，早点回去。”采访结束后，齐教授又单独把我叫到一边，询问我有哪些地方记得不清楚，并耐心地帮助我将采访记录有问题的地方做了补充与修改。
在夕阳中，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了两位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