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眭庆曦，男，中共党员，生于1932年3月，江苏省丹阳市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54年大专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任助教。1956—1958年被学校派至同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班，随苏联专家学习。结业后返回我校土木系任教。在校工作期间，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84年任建筑系常务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同期任大连理工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外，兼任第一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辽宁省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连市居住详细规划设计评审组成员，以及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委员会专家组组长至今。
以凌水河为轴线的校园初步格局
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原属大连大学工学院。1950年7月6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大连大学名义，正式成立大连工学院。从此开始了屈伯川院长的办学和建校历程。屈院长作为对凌水校园建设的创建者，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从建楼开路，到植树绿化，事事反复琢磨考量。有时下班回家路上，也是这里走走那里看看，琢磨着校园建设的事。正是这样，才有了最初规划中的凌水校园。
成立之初，我院室内的教学楼和宿舍，主要沿用市政府调拨给大连大学的旧房:有中山路158号南院（原南满洲工业学校）占地35990平方米；中山路163号北院（原大连羽衣高等女子学校），占地10580平方米；欢胜街7号东院，占地37667平方米。学生宿舍和教职工住房则零星分散在市区房产局所属的旧房中。这些旧校舍不仅分散而且不能满足教学、科研和生活的需要。1951年，经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批准，在旅大市（现大连市）凌水屯（即现校址）征地1500多亩，用于建设新校区。当时，由土木系建筑施工教研室主任汪坦（留学美国，师从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Frank Lloyd Wright学习建筑学，于1956年调至清华大学建筑系）任基本建设处副处长，负责校园总体规划设计。
1954年，毕业后的我，经统一分配到大连工学院。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的国庆节，在斯大林广场（现人民广场）参加国庆集会游行。结束后，建筑施工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相约到市区汪坦老师家。这天，汪老师给我们讲述了凌水校区总体规划设计的构思，我还有幸见到了当年凌水校园总平面设计的草图。
凌水校园这里的地形北高南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面海。而中央比较平缓的大块用地，便作为中心教学区，该区西侧有一条小凌水河，教学区的布局就以小凌水河为轴线，教学楼一馆、二馆，错开布置，往后教学楼均依照这个格局形成行列。在教学楼与小凌水河的水面之间，规划了宽阔的林荫道，以供学生晨读和散步休闲。当时，还布置有供水力学和水工试验的水利馆、供材料力学试验的材力馆，以及供物理、化学、电工试验使用的理化电馆。
西区（称西山）为学生生活区，有学生宿舍及食堂。东区（称东山）为教职员工的生活区，当时还只有教职工食堂，教职工的住房尚未落图面，单身教职工暂住在西山学生宿舍，带家属的教职工分散住在市区市房产部调拨的住宅里。而东部靠近铁路的场地为实习工厂，主要是机械加工和铸造车间。南面为校园主入口及体育设施。
20世纪50年代，校园的建设基本按原总体规划推进。1962年，主楼建设时，最初以中心教学区以凌水河为轴线的格局就开始改变了。主楼工程的初步设计是由肖宗谊老师主持设计的。但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屈院长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多次方案讨论，我感觉到屈院长心目中有莫斯科大学的情结，所以，最终实施的主楼，建筑平面及形体与莫斯科大学主楼是类似的。
1984年，由肖宗谊老师设计，中美合作建设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教学楼施工时，更证实了老院长这个情结的延展性。培训中心教学楼与主楼东侧一翼衔接、延伸，日后其他三翼，作相应延伸，便更如同莫斯科大学主楼的格局了。
屡败屡战的建湖理想终将实现
湖光山色，自然是理想的校园环境。我们校园有山没有水面，美中不足，所以在校园内建湖，是屈院长又一大心愿。他曾组织土木系老师，对在园内创造一大块水面，做过多种设想的尝试。1956年，就曾在水利系水工专业的毕业设计中安排过关于“凌水河梯级滴水”的研究性课题，分配给水工专业学生邓鸿根来做。他通过对相关区域的水文和地质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不可行”的结论，河床及汇水范围的岩石属于强风化岩，渗流量大，而泾流只在雨季短时间有水，雨季过后就不见水了，因而不可能存蓄常流水，梯级滴水方案只好放弃了。
此后，屈院长还设想过在南校门口的洼地（即现水杉林处）里建“南湖”。但经过调研，这片洼地，土层下的岩层与凌水河河床岩层同属强风化，一样存不住水，形不成水面。所以，这一设想也以放弃告终。
但屈院长仍不放弃，习惯于下班后在校园里走走看看的他，发现机械工厂北面有一块洼地，也常年有积水。就建议在下游做一个试验性小土坝拦水。然而，实施结果发现北面来的渗流水是生活和生产污水，带有异味。
“文革”后，我校恢复招生。我校历届入学新生，都会去“南海头”海滨游泳或戏水。但由于不熟悉海洋水性，曾发生溺水事故。为此，屈院长建议在校园内建一个露天简易游泳池，供新学者练习。选址就在现体育馆东侧的低洼地。校基建处采用“土法上马”，设计这个试验性的简易露天游泳池。池宽24米，池长30米，水深1.4米，池壁为水泥砂浆砌块石，内侧防水水泥砂浆抹面，外侧回填黏土防渗，池底也用黏土防渗。由附近4口水井用潜水泵供水。竣工后，首先试水，白天灌了半池子水，一个晚上就全没有了。最后，只好无奈放弃。
历次修筑“人工湖”的设想和实践，都未成功，可谓是“屡败屡战”。而今天大工人又为“复活凌水河”再次接受挑战。水利系师生，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改造河床及大工附属高中迁出后留下的用地，一并形成水系景观。我们相信，屈院长当年的美好愿望终将实现。
“偷梁换柱”的电化教学楼
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又逢春夏季两季扩招。荒废十年之久的高等教育，各种教育设施多有不足。学校一方面抓紧建设，另一方面也想办法提高现有设施的利用效率。为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屈院长首先提出“走读”。而教室不够用，学校就在晚上也开始排课。师资不足，就倡导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上6~8个班的合班大课，而开设这种课就需要大型阶梯教室。为此，学校向国家教委申请教学楼的建设项目。当年，百废待兴，处处要投资，国家教委仅仅批了5000平方米的教学楼。
1979年，屈院长把我从土木系借调到基建处设计室，参与这个教学楼的工程设计，并指示：新建的教学楼工程，为适应电化教育发展的需要，使用功能方面必须加入电化教学的设施。为此，由设备处祁文广老师提出电教部分的构成及设备，配合完成设计工作。
工作开始之前，由基建处设计室副主任肖宗谊带领祁文广和我去清华大学调研电化教学设施及其使用情况。当时清华也没有正式的“电教馆”，只是在旧教学用房中改装了一部分电教用房为语音教室、闭路电视演播室、录音室等。高校刚恢复招生不久，教委为防止“电化教学”一哄而起，原则上不批“电教馆”之类的项目。屈院长提议项目上是教学楼，但实际内涵按电化教学楼设施以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学校名义上不用“电教馆”的做法在当时来看，这是明智的技巧。
进行初步设计，5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其主要组成部分：4个300座阶梯教室，2个240座视听教室，600座讲堂（带科技电影放映室），5个语音教室，闭路电视演播室及其辅助工作室等。主体是大型的阶梯教室、视听教室和讲堂，采取八角形的平面，有利于大空间的视听，因而，在建成后，被大家称其为“八角楼”。中间连接部分布置语音教室、闭路电视演播室及其辅助用房，是相对比较小的空间。设计共六层。八角楼的选址是屈院长定的。屈院长有一个观点：教学楼主立面应该“对称”，方显得端正庄严。我也考虑该“电教楼”位于二馆南侧面，与一馆并列，应与一、二馆协调为好，所以采取正立面对称，外饰面的材料、色彩以及做法与一、二馆相同。
初步设计完成后，屈院长亲自出马，带领基建处处长张祥久和我，到国家教委基建司审批该项目。答辩中除了问工程量等一般性问题外，主要问到，阶梯教室为什么采取“八角形”的平面。我解释说：“300座阶梯教室，最远一排座位距离黑板不宜超出16米。采用19×19平方米的正方形切去视听质量较差四角,就成八角形。这在室内声学上有“爬行”现象，可加强声音质量。另外，方形的两个对角是真正去掉，另外两个则是假的去掉，留了一个三角，设置两个双向开的门，可以挡住教室外的杂音，形成建筑学上的声锁效果。国家教委批准后，进行施工图设计。1979年，开始施工，一年后竣工。
屈院长这次亲自到国家教委谈基建项目，除上面提到的教学楼之外还争取到一个项目：“电影院”（即“山上礼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原则上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公共建筑。所以我们学校一直也没有礼堂、电影院或者供文艺活动的场所。周末放映电影是在教工食堂。由于是砖木结构，电源线都是明线，消防等级很低，市公安局早有禁令，不允许在此放映电影或集会。
因此，国家教委同意并建议我们学校建一个1200座的县级电影院，采用现有的标准设计图纸。随即，张祥久处长和我到标准设计研究院购买了标准设计施工图纸。回校马上组织施工。当时就有议论，说电影院没有舞台，功能单一，不能兼做其他用途，如文艺演出、大型集会等。于是，校基建处就擅自增加两个柱距（12米），勉强作为舞台，后台的辅助房间全没有。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国家教委基建司知道了。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学校，批评“大工是无组织无纪律。工程立即停下！”学校自知有错，马上派人到国家教委作检讨，并解释是应学校广大师生员工强烈要求，校工会自愿出资，未用基建经费。国家教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准许继续施工。电影院于1980年竣工，大工人称之为“山上礼堂”。虽属低标准，但从无到有也是高兴的事。
其实，关于山上礼堂的选址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屈院长一开始，想把礼堂建在现在计算机中心的那块地方。我一想在那个地方会影响教学，于是便去跟屈院长提建议，因为距离教学楼实在太近，礼堂吹吹打打会影响上课。说服屈院长以后，他就决定把礼堂搬到“花果山”上去。
不管是电教馆还是山上礼堂的设计建造，都承载了我在大工的宝贵记忆。那段跟着屈院长一起搞校园基建，一起看着学校逐渐发展壮大的岁月，我一直铭记在心。
毛主席像的位置规划同样大有学问
校园里的毛主席塑像是1968年“文革”期间，由我校的一个群众组织——“大工总部”发起并组织创建的。塑像的模板是从北京高校引进的，而塑像的选址及规划设施要求我来做。这是群众（“文革”期间诸事混乱,没有校领导,凡事都是大家说了算)对我的信任，我很荣幸承担这个光荣任务。
塑像选址，初步定在主楼广场，但具体在哪个位置，需要精心推敲。怎样突出表现毛主席光辉、雄伟的形象，我的构思的出发点是：选择将塑像置于主楼中轴线上，并向南凸出避开主楼东西两侧建筑物的遮挡，使塑像从早晨到傍晚都能受到直射的阳光，显示光辉；而塑像高度（身高+基础高+平台高）的确定，需要根据视点、塑像、主楼（背景）的关系，使得在主楼广场范围内的任何位置瞻仰塑像，使塑像肩部处于主楼建筑的檐口之上，以显示雄伟。
至于要如何确定这个高度呢？我做了一个小实验，要求学校基建处派人在选定的塑像位置竖立一个标杆，并慢慢升起一面红旗，我到周围各个位置观察了，当红旗高度适当了，就停止并固定，听取校内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实验，还真引发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有人质问：“为什么校园里升了半旗？”当校基建处的吴健科长找到我告诉这件事时，吓了我一身冷汗。在那段岁月，不知什么时候天上掉下一顶什么“帽子”扣在你头上，有理也难辩。我想既然有人不理解，就赶紧把标杆撤了吧。
之后，我继续按原构思观测所得的数据进行设计。我在二馆用大约一周的时间，绘制出了平面图、立面彩色图及其简要的设计说明，交给“大工总部”毛主席塑像筹建组。经“大工总部”、军宣队、群众组织审议并通过之后，学校便开始按该方案进行施工。现矗立大工校区的毛主席塑像就是这样诞生的。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到处建毛主席塑像，大连市也不例外。在火车站、广场、大型企业、高校都建有主席像。有些塑像，或因艺术质量低下，或因环境不适合，或管理欠佳，反而显得对伟人有失敬意。于是，市政府决定由各单位自行清理。而我校的主席塑像的处理，撤或留由大工师生员工、党政干部自行决定。但屈院长首先表态：保留！后来，市政府还把我校主楼广场及毛主席塑像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革”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主席塑像是谁规划设计的，我也从来不曾提起。如今，看到主楼前的毛主席塑像能够留存至今并成为大工的一个标志性象征，我深感欣慰。
后记：
开门的瞬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苍老但却慈祥的笑颜，让人倍感亲切；温暖的目光中有着那样神奇的魔力，让人觉得安心。这就是我去眭庆曦教授家采访时他给我开门的瞬间时我的感受。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也随着他的笑容开始慢慢安然，其实他们那一辈人最是朴实无华，我原可以不用这样紧张的。
81岁高龄的眭教授依然老当益壮，由于之前我们就已通过电话告知来意，简单的交流之后，我们便开始进入采访的正题。说起大工的往事，老教授感慨万千，对那段生命中最璀璨的青春岁月娓娓道来。而我们就这样认真地聆听着他记忆中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他说着屈院长，说着大工建校之初的种种，说着他自己经手过的校园建设项目……我们仿佛从他神采奕奕的脸庞，熠熠生辉的目光中看到了那段大工发展的历史，看到了他与屈校长还有老一辈创业者们艰苦奋斗的身影。年迈的他，也许听力早已下降、视力变得模糊，但说起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他苍老的容颜似乎在一瞬间变得如此激昂，让人难以忘怀。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是那个年代的人所特有的。他穿戴整洁，目光纯净，言谈举止都很儒雅，有一股书卷气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这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的科研、教学那么踏实，那么严谨。
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采访后向老教授确认稿件时他的踏实与认真。当拿到他亲手改写的稿子时，摩挲着稿纸上他那漂亮的字迹，我想他一定是满含笑意地写完了这些他记忆中最难忘的故事。而我也在这次的采访中获益良多，老教授身上有太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去学习，我想作为学生的我也只有用更加端正的态度和踏实的脚步，才能在以后的学习生涯里、平凡的生命中有更多的收获。同时我也相信，继承了老一辈创业者的优秀传统和精神的大工后来人，一定会在大工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