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于泽源，1961年7月毕业于大连工学院造船系船舶导航专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晋升为教授，任硕士生导师。任教40多年来，主要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工业过程控制理论与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自1981年开始，连续十年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87年获大连市“优秀知识分子”称号。1988年被评为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新专业在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中艰难诞生
1956年9月我考入大连工学院机械系的时候，我校还没有船舶系。因为1955年教育部院系调整把我校原有的船舶系调整到上海交大。后来因为人才需要，又决定重办造船系。那时大学本科实行五年制，由于我学习努力，且成绩优秀，念到大四的时候，我就被提前抽调出来，准备去造船系船舶仪器专业当教师。在造船系，船舶仪器是新专业，主要为海军的导航事业服务。当时只有出身好、表现优秀的学苗，才能被挑选成为教师。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是1960年2月。
由于条件所限，师资力量不足，所以要抽调一部分教师去进修，之后才能给学生们上课。当时，我和另外一位教师一起被提前调出，然后被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进修相关专业。
我们那时思想非常纯朴，学校提供的进修差旅费，可以支付火车卧铺票的费用。但当时我们才二十出头，觉得年轻，不需要坐卧铺，这样能为学校省点儿钱。于是，我们两个扛着行李便上了火车，坐了一夜硬座到哈尔滨。到达之后，我们也没有雇车，扛上行李去坐公交车，到教化广场下车，直奔哈工大。到学校以后，经核对发现我们还剩不少差旅费，就如数寄回了学校财务科。
那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想着能为学校省点儿钱，宁可自己苦点累点也没啥。当时我们都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去哈工大进修要插班学习，一切活动与所在班级学生一样，努力克服天冷，粮食定量低等各种困难，在学习上暗暗较劲儿，不希望考试的时候输给其他学校的人，要为自己争口气，也要为学校争光。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期末考试时，我们俩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
本来为期一年的进修，因为学校新建立的船舶仪器专业急需人才，只进修了半年我们就被调回了学校。回来后我们马上就进入了紧张的备课，准备为学生开课。这时候，刚建立的船舶仪器专业已经有新招进的学生，学生和我们教师同龄，同样是从班级里抽选出来的优秀学生。于是我们就边上课边建设专业实验室，还经常到造船厂和大连海军院校去搜罗一些废旧的导航仪器，建起了船舶导航专业的实验室。
1960年年底，大连造船厂建成了“跃进号”，这是我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建好后有些后续工作，需要学校配合完成。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机会，造船系派出各专业的多名教师参加这次任务。
当时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的宿舍就在一二九街化工学院南院的位置。由于都是老房子，没有暖气，冬天非常冷。南方来的教师不适应这种天气而感冒发烧，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为了新建立专业能有更好的发展，所有教师都积极投入到这次实践中去。
为了不给市内公交车造成压力，每天一大早，我们坚持从一二九街步行到造船厂，那时候我们吃不饱，甚至会饿着肚子，风里雪里来回行走。有些教师在这期间患上了浮肿病，却仍然坚持。在这两个多月里，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少新东西，更开阔了眼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些苦吃的值得。
经过这次实践我们认识到，船舶导航专业的实验室建设光靠大连的这些仪器，还远远不够。这时，我们得知上海浦东有一个航海仪器厂，他们生产的产品与我们的专业很接近。本想寒假回家探亲的我，被学校派往上海航海仪器厂去学习。
当时全国上下都一样困难，物资缺乏，吃不饱饭。即使那时的浦东也几乎都是荒芜的农田和菜地，工厂宿舍里没有供暖设施，手生冻疮是常有的事。学校先后派三名老师来这里学习船舶导航仪器的制造，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年，但大家觉得为了新专业的建设，吃些苦不算什么。
当时，系里的教师像这样为了专业建设外出考察学习的次数还有很多，大家都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为船舶仪器专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后来，我还曾与大连海运学院（现大连海事大学）的几位教师去上海海运局学习。我的主要任务是剖析英国船舶上旧的导航仪器，并完成分析报告，写成文档。这些报告和文档资料都成为我们以后编写专业教材的宝贵参考资料。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和学习总结，我校船舶导航仪器专业初步建成，也培养出了首批毕业生。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军工企业，后来也都成长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
动荡岁月里有得亦有失的发展
1961年到1962年，自然灾害带给师生最大的影响就是大家为食物发愁。1960年，我刚从学生转调为老师。学生粮票是一个月定量36斤粮，而当了教师就马上减到一个月28斤粮。不够吃，食堂里就把山上的波罗树叶子磨碎和苞米面、黄豆面掺在一起搞“增量法”，以增加分量。当年人们因为饥荒普遍都会浮肿，这个现象很严重。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我们的师生仍然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
这时，学校的主楼正在建设中。那个年代，每一个系都会为学校建设出力，各个系轮换着去劳动。而我们造船系的任务是负责给工人师傅供应砖头，用扁担挑砖。当时条件艰苦，很多时候是饿着肚子干活，但我们坚持了一个月，没有一个人叫苦。
今天的学生可能会问：为什么让学生出力参与主楼建设？我记得当时，负责分管学生劳动调配的教务处徐鹏寿老师坦言,在困难时期，大连瓦工、建筑工都纷纷回家了，雇人很难。所以只有让学生作为劳动力为学校建筑主楼贡献力量。每当看到现在的主楼，我就会联想到过去。回想起来，正是因为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才体现出一代人极为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
1963年，大连的经济形势和全国一样开始回暖，这时大家已不再为吃不饱饭而发愁。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后，1963年，学校的教学秩序及各方面工作都回归到正常的运作中。
可是平静的日子并不长，1965年根据中央的部署，针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四清”主要是先从农村做起，清理社队干部在经济上、工作作风上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而我校在上级党委的安排下，教师和学生及在职工作人员也纷纷下到农村，我当时下到甘井子区红旗公社，与农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差不多有一年之久。
1966年6月“四清运动”还未完，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校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进入了被批斗之列。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原本正是我们提高业务，搞学校建设、学科建设的大好时期，学校却被迫停止了招生，没有学生，全国高校都停课闹革命。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耽误了太多事情。
“文革”后期，自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大连工学院以后，这种形势才被扭转过来。经过整整十年，这场政治运动逐渐平息下来。
但在这场动乱期间，我们并没有停止提高自己。加上在大连工学院学习俄语三年时间，我已经有十年俄语的底子。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俄语用不上了，正好我们的教师组织起来学习英语（那时候政治气候已经允许），我也抽空把过去那些专业课的东西拿出来看一看。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习了日语，所以文革后期我们具有两门外语的基础。而这时的积累无疑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多帮助。
两个“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获成功
1977年到1978年，教育部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学的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我校按照中央部署开始招生，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又新增一些专业，并开始进行正规的教学。同时我校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科学的春天”环境下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1963年，船舶导航专业从造船系调整到无线电系（即现在的电信学院电子系），教师边给学生上课边搞科研。当时应第三机械工业部的要求，我校要为航空制造业和飞机制造厂制造一些机械装备。三机械工业部给我们学校下达的任务是：研发出三套大型数控龙门铣床。因为航空机械零件形状比较复杂，精度要求高（加工误差小于0.01毫米），需要数控机床进行加工。所以学校组织无线电系、机械系以及机械工厂三家联合接受这项任务。因此，我校较早地进入到了数控领域。
那时候根本没有计算机，我们无线电系负责设计制造控制计算机。这个任务大家过去都没有接触过，当时也没有中文资料，所以只能查找一些日文、英文的资料，或者到相关厂家对进口设备进行调研。那时我们没有奖金，也没有加班费，就凭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做这份工作。只想把它干好，能够为国家的航空制造业作贡献，也为我校争光，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有了这份集体荣誉感，即使没有休息和节假日，大家也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整天思考科研当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我吃着饭想到了什么，就马上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到实验大厅去实验。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攻破难关，往前更进了一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台数控龙门铣床研制成功。这个龙门铣床长八米，宽两米半，用我们系师生亲手制成的计算机来控制。机械系的教师负责机械设计，机械工厂负责加工、制造。研制工作完成后，就运到了北京展览馆展出。第一套是给沈阳松陵机械厂。后来又研制了两套，一套给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另外一套给四川峨眉机械厂。
北京展览结束之后，学校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中央首长都前去现场参观了，并给予高度肯定。这个项目于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为学校在数控专业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校仍然在为火箭和飞船的制造加工承担部分任务，每次重大发射成功后，我校都会接到国家有关部门发来的贺电。这项科研成果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及我校的建设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之后我们想继续对数控机械做深入研究，可这时遇到一个问题——需要计算机，但我们没有，怎么办？自己研发设计，从最初四处寻找元器件，设计、组装、调试，到最终制造出自己的计算机，取得可喜的成绩。同时，通过这次成功探索也锻炼出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1981年学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之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成立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计算机系），当时的副校长雷天岳亲自主持建系工作。
计算机系最初的师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电子系懂硬件的教师，另一方面还有数学系懂软件的教师，共40多人。那时无论从人员配置还是学员选拔，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第一批全国招生有90多人。软件专业又分为两个班，共60个人，硬件专业一个班30个人，学生的入学成绩都很高。只是当时的研究生很少，每年全系也就招入十几个，有的教师项目比较多，能分配一个。有的老师没有项目，根本就分不到。我个人的科研项目就比较多，所以研究生也多，到2002年退休时，我共指导了42名硕士研究生。
1997年电信学院成立，计算机系也完成了“211工程”的验收。当时由于我校信息学科比较弱,教育部希望我们加强信息学科的建设，校领导决定把计算机系、电子系和自动化系整合为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办公楼就在当时的老无线电楼，也就是现在的机械学院楼。第一任院长是胡家升老师。学院自成立以来，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计算机系成立后，应国家需求参与了一系列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国家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先进设备，化工部要求我们学校组织人力消化、开发、改良这些设备，1985年国家投入16个亿建设山西化肥厂，这是国家“七五”计划的重大建设项目。项目本应由德国专家督导建设，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工厂与德国的建设合同过期了，德国的专家全部撤走，这些设备因此搁置，损失很大。所以，化工部希望大连工学院承接这个项目，协助厂家重新恢复建设。学校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当时学校组织化工、动力、机械、电子等系的教师参与山西化肥厂各个专业项目。当然我们计算机系也是责无旁贷。
我们计算机系只负责其中计算机部分。生产线上的十几台核心设备都是计算机控制的，而大家都不了解设备性能，只好去工厂进行资料翻译、组织人员培训，竭尽所能。但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顺利。1986年暑假前夕，山西化肥厂开车第一关的锅炉水处理装置怎么也开不起来，半个多月无法发电，后续的设备调试都无法进行。情急之下，校领导派我和化工系邓博临老师坐飞机星夜兼程赶到了现场，不顾旅途劳累和天气炎热，我们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力争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在那些日子里，学校有关领导守在电话旁时刻关心着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连续奋战七天七夜之后，终于查出了故障所在，更换了计算机的故障元器件，修改了一些程序和参数，最终使机器能够正常开动起来。我还记得当机器运转起来的一瞬间，全车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工厂立即给学校发来贺电，电文写道：“在于泽源老师的指导下，主机已排除故障，送电成功,能正常进行调试。”为此，工厂还开了庆功大会，为我校颁发了奖状。
大家顾不上体验欣喜，紧接着又投入到项目之中。那时候大家做科研项目就是怀有这样一种热情，不断碰到很多从未遇到的问题，但凭借这种热情和决心，难题被一一攻克。在后续的工程中，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又成功地解决了锅炉水冷却系统的难题，使这个设备也正常地开动起来。经过这次实践，工厂和化工部对我校的工作非常认可。我们深深感觉到辛苦是值得的，给工厂解决了燃眉之急，也为学校争了光。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荣誉感。
其实当时去山西化工厂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捏了一把汗，精神压力很大。因为已经有很多国内的研究所、设计院和承建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汇集在工厂，设备开动不起来，大家都很着急，听说我们去了，大家都很期盼，当时大家纷纷议论：“大连工学院来人了，这回有盼头了！”整个工厂从上到下都在等着我们，看着我们，这种压力可想而知。庆幸的是，我们最终成功了。金同禝校长也发来电报表示祝贺，电报里写道：“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师们表示祝贺,对在厂的大连工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慰问”。
最终的成功不仅为保证全厂顺利开工赢得了时间，也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聘请外国专家的外汇。事后，全国多家重点报刊都对我校进行了相关报道。
这一段经历后来被载入到1989年出版的《大连理工大学校史》一书中。
这次项目的成功使我校受到业界肯定，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声望，这为今后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1987年，哈尔滨石化总厂花了1.3亿元从德国引进了一套年产两万吨苯酐产品的现代化生产设备，这是当时化工部系统最大的苯酐生产设备，同样也是“七五”期间国家大中型的建设项目。厂家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没有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哈市高校，而是直接到大连，找到我校洽谈合作，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计算机系接到这个项目后，虽然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但系领导还是给予大力支持。课题组的教师克服了许多困难，努力奋斗，在教学与科研两不误的情况下轮流不断地在哈尔滨现场奋战近三年。到1990年底整个生产设备开发成功，生产出国家急需的合格产品，并在开发过程中我们还为该厂挽回了40万马克的经济损失。1991年5月23日我代表学校应邀去哈尔滨参加了国家验收仪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全国多家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对我校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两个大项目都是“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它们的成功完成无疑对我校的学科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后记：
“这么说吧，我为身为大工人而感到自豪，我的成长与大工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于教授的话说得很清晰很自然，掷地有声，不假思索。每当我想起这句话，心中总是泛起微微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于教授用自己毕生的心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诠释。
采访于教授是在四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带着相机和录音笔敲响了于教授的家门。眼前的这位老爷爷，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头发已经花白却没有一丝凌乱，戴着一副眼镜，目光深邃，虽然满脸皱纹，看起来却神采奕奕。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充满了力量。
于教授身上透露着老知识分子的范儿，知识渊博，严谨谦逊，谈起学术问题总是滔滔不绝；他又是位老人，像爷爷一样宽厚，和蔼可亲，热情洋溢。采访之余还和我唠起了家常。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于教授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对过去的事娓娓道来，我打开录音笔，安静地聆听，就像小时候听爷爷讲故事。
于教授说：“我按照你的要求找了一些资料，你看行不行。”我接过一沓厚厚的资料，看着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心中有些莫名的触动。那时的他年轻帅气、风华正茂，笑容里充满阳光，正用青春和热血奋斗在祖国的科教岗位上；还有那一篇篇科研成果的报道和一张张奖状记录着老教授为国家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不禁让人深深折服。我想这就是大工的历史，活生生的历史，没有老一辈们的不懈奋斗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