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靳长德，男，1936年8月生，汉族，辽宁省大连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1958年留校任教（毕业前调出，边工作边学习），1994年晋升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械材料和物理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会员，中国石油学会会员，中国化工学学会会员。1995年至2005年担任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调研咨询组组员、组长。曾荣获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称号以及宝钢优秀教师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合编教材）、中国石化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难忘的大学生活
1955年，我考入了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首先是兴奋，但随着入学报到的日子临近，又有些胆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离家独自外出。当火车接近大连站，我内心的兴奋、紧张与胆怯交织而成的心情无法言说。下了火车，我看到学校的几位“老大哥”（学长）在站台上举牌迎接新生，他们热情地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嘘寒问暖，我心里的胆怯情绪一下子消失了。
在“老大哥”的带领下，从火车站走到一二九街化工系所在地。这一路上，老大哥向我介绍学校情况，介绍这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到校后“老大哥”给我讲解报到程序，带领我办理入校手续。办完这一切已是中午时分，“老大哥”带我去食堂吃饭。那时学生食堂不是饭票制，而是包伙。“老大哥”嘱咐我要多吃，要吃饱。在入学第一天，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大工同学之间的友爱。
在入学第一周里，“老大哥”和辅导员（后来我才知道辅导员其实是高年级学生）带领我们游览校园，帮助我们尽快熟悉学校。入学第一周还进行了入学教育，主要内容是要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强调“学习是学生天职”的思想意识。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普遍接受的理念。大多数学生学习十分刻苦，上课认真听课，课后按时完成作业，想方设法利用答疑环节多向老师请教。当时学校成立了各种兴趣爱好小组，许多学有余力的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那时学校非常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活动，那时的教学计划中所安排的实践性教学也比较多。习题课和讨论课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形式。习题课是通过做习题，指导学生如何应用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的习题课老师，不仅要讲明白当堂课的练习题怎么解，而且要善于引导学生思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年我们只有必修课，没有选修课，全班学生学习相同的课程，这很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那时候大学生课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化工系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南院礼堂放电影，几角钱就可以买到电影月票，大部分同学都有电影月票。节假日系里会组织舞会。记得二年级时，我们开设军事课（军事教研室由现役军官组成），接受预备役军官训练，这一年的新年晚会我们从海军学院借来了军官服，穿着它参加完班会，又参加系里各种游戏活动，那一次我们成了全场的焦点。
每个系有每个系的精彩，记得那时土木系经常组织独唱、独奏、小合唱、快板、活报剧、京剧、小魔术、小杂技等排练，也吸引了学生们积极参与。冬天以滑冰为内容的体育课到劳动公园冰场上，有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从学校借冰鞋到劳动公园滑冰场玩。
学生会经常组织学生到市里看话剧、听音乐会。我特别喜欢看话剧，市里的话剧演出几乎一场没有错过。大学一二年级的寒暑假我没有回家，假期里学生会组织到旅顺参观旅游，并请当地一位中学老师为我们讲解，带领我们参观了白玉山和老虎尾。这次旅游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留校工作后，我也曾多次到旅顺游玩，但是都没有第一次那么难忘和尽兴。学校经常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我们曾深入工厂给工人们上课，还有一年春节前夕，化工系团总支和学生会组织几十位学生到商店帮售货员卖货。至今难忘这样一件趣事：当时大连人的习惯是过年时买些粉子（淀粉）用来油炸东西，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来买粉子，他用大连话说“买粉团”，卖货的学生问了好几遍也没有听懂，最后小孩子生气地敲他的头。这件小事多年后依然成为我们的笑谈。
1958年春，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跃进”浪潮，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1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勤工俭学是一种有意义的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学校开始组织师生到农村、工厂参加劳动。记忆最深刻的是到金县（今大连金州区）董家沟修水库，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农村劳动，全年级同学分散住在老乡家，白天劳动强度特别大，是平生不曾经历的，往往晚上还要开会，但没有听到有人叫苦。全民大办钢铁时期，我们到金县采矿炼铁，还多次到农村秋收和抗旱，到海港卸货，等等。这类活动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影响了学生专业知识学习；但是，它也给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农民和工人的机会。
当时学校有两句口号令我至今难忘，一条说“（大工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另一条说“一年为五年，五年为五十年”。六十年过去了，这两句口号依然能激发我内心的豪情。一句好的口号凝结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一句好的口号能够激励一代人奋发前进。立大志，读大书，“一年为五年，五年为五十年”，这些精炼的语言充分表达了大工学生的豪情壮志。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普遍具有老实、肯干的特点。这是我校良好校风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时代的烙印。
我们班有一位特殊的同学，名叫卓贡西。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入学时已经40岁了。卓贡西同学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战争期间负责军工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到锦西化工厂当厂长。然而担任领导工作不久他便感觉自己工作力不从心，意识到现代生产需要知识储备，于是毅然要求进大学学习。
开学之初卓贡西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尽可能地关照他，但毕竟年龄相差太大，经历不同，有诸多不便。后来学校安排他住在教工宿舍，在教师食堂吃饭。他学习很吃力，学校让他免修俄语，但他很要强，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将免修的俄语课程也补上，很好地完成了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我们很尊敬他，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老厂长”。毕业30年再相聚时，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原本安排他住在条件较好的招待所，但他执意要求和我们一起住在学生宿舍，再一次体验与同学们在一起的快乐。
1958年10月中旬，化工系领导李竹老师找我谈话，我国高等教育要大发展，大发展需要大量教师。大工担负着为洛阳拖拉机学院提供师资的任务，李竹老师说学校抽调我去做教师，并且将来有可能去洛阳工作，希望我服从分配，我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到院部办理了相关手续，从此成为了一名教师。三年级学生要成为合格的大学教师谈何容易，不下一番苦工夫是不行的。因此，虽说是半工半读，但早期基本上以工作为主，学习也是围绕着备课内容有所侧重。
难忘的“向苏学习”
新中国成立次日，苏联立即正式承认中华人名共和国并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不久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156项建设项目并派遣了大批各方面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这是中苏友好“蜜月”时期。“向苏学习”这一口号是当年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当时我国的形势和要求提出的。由此，全国高校、工厂、科研机关、各部门及各行业都掀起了一股“向苏学习”的浪潮。
我校化工系曾有这样一段历史变迁：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刚结束不久，我国高校进行了全国性大调整。其中，原东北工学院的化工系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化工系奉教育部之命和大连工学院的化工系合并，组成三方合一的新的大工化工系，由谢秉仁任系主任，聂恒锐为副系主任。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来的苏联专家中，分配来化工系执教的有三人，他们是米哈依洛夫（物理化学）、特罗辛柯（有机化学）和斯特罗姆（液体燃料）。他们只负责研究生的教学，不管其他。随专家一起来的还有几十名研究生，他们是国内各高校派来的中青年教师。还有少数中国本科学生和“白俄学生”（其父辈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哈尔滨），他们都来我系继续完成学业。
由于三校化工系合并，实力大增，教学和文体活动都很活跃，当年市内化工系校区生机勃勃，“向苏学习”之风浓厚。当时，教科书全改为苏联教材。其余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甚至教学日历、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等都是百分百照抄苏联高校的。1953年前使用的教科书是英、美原著中译本或新中国成立前几家知名高校的资深教授编写的专著，水平很高。可是，自从“向苏学习”开始后，各级领导都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所以必须全面向苏学习。”认为苏联教科书逻辑性较强，爱国主义思想浓厚。教学计划具有严密系统性，各环节配合较好，比如，讲课、实验、习题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设计（或论文）等一系列教学环节配合得很好，一环扣一环，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有很大帮助。但是，也有不少主讲教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从国内各知名大学毕业的教师们反映，当年采用的苏联高校教科书，其内容和水平并不比同时代的英、美、德、日等国的同类教科书更先进。甚至也并不比我国几个知名大学的一些资深教授所编写的同类教科书先进。只不过由于当时害怕被人误解或被人“上纲上线”为“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敢言罢了。
当年苏联专家的最大功绩是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才是“重中之重”。因为世界上只有“人才”是最珍贵的，有了各方面的人才，才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据了解，当年苏联专家在我校化工系所培养的两届研究生中，不论毕业后留系工作，还是回到原派母校任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作业绩。
“向苏学习”过程中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是把理工科大学多年行之有效的“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这不符合我国国情，甚至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理工科大学本科的学制也不相符。“五年制”不利于及时输出人才，高校本科生素质高低不是和学习年限长短成正比的。其次，苏联高校过于重视和强调所谓“专业”，分工太细、知识面不广，适应能力不强。向苏学习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关于“口试”和“笔试”两种检查学生学习的不同手段的争论。本来这是由主讲教师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掌握的教学方法，但是当年却发生过“口试是社会主义的”和“笔试是资本主义的”这样极“左”的谬论和笑话。
1959年国庆节，中苏合作关系终止。教育领域“向苏学习”的热潮冷也冷却下来。
后记：
采访靳教授时，恰逢一个喜讯传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了首期亚洲大学前100名排行榜，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排名前三，北京大学排名第四，清华大学位列第六，大连理工大学名列第80名。其中，中国大陆共15所院校入围，大工排名第13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从2004年起开始举办世界大学排名活动，其排行榜已成为颇受全球高教界关注的参考指标。此次亚洲大学排行榜效仿该刊“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考评方法，依据教学、研究、知识传播与国际化程度等各所院校的核心任务，分析和对比了5000万份引用文献，运用13项独立的考评指数评估院校实力。所有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核实工作由全球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集团负责。
我将这个喜讯告诉靳教授，他听后非常高兴。大工今日的辉煌离不开靳教授这一代老大工人。
从1955年考上大工到2005年退休，靳教授在大工学习、工作有50个年头。如果没有他们这一代的毕生努力，终身奉献，怎么会有大工的今天呢？
感慨之余，我们新一代大工人也应向老一代学习，像他们一样奋斗不止。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让大工变得更好，更好！
